【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敏】

最近，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教育局、湛江市雷州市教育局等地发布公费定向培养的师范生违约名单，引起热议。不少网友对这一违约行为忿忿不平，央广网也撰文评论称“不能一罚了之”。

广东省公费定向培养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定向汕尾陆丰）违约人员名单

报考定向公费师范生，多数并未将教师作为理想职业

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政策，最初于2007年在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院校实施，之后不少地区参照该政策实行地方高校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如今，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层次更加多样，有初中起点五年制本科层次的、高中起点四年制本科层次的，以及硕士层次的。其中，高中起点本科层次公费师范生占主导。

以中部某省本科层次公费师范为例，每年年初由地级市教育局统计其所辖县的定向培养指标，一般分学科、分学段统计，然后由市级教育局上报到省教育厅审核通过，最后由省教育厅与各合作培养的地方高校协商分配招生指标，最终成为委培地方高校高考录取计划的一部分。

定向公费师范生的招录一般放在提前批，由符合条件的考生自愿填报。提前批如果没有录取，并不影响其后续的志愿填报；如果被录取，在入校之前需要与当地教育局签订定向培养协议。

各个地区定向培养的协议大同小异，主要围绕公费项目、生活补助、学业要求、服务内容、继续教育、违约责任等方面明确公费师范生的权利与义务。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公费师范生按照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完成学业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并按照协议履约，便可以直接成为“带编制”的中小学教师。

笔者曾在某高校多个专业了解学生最初报考公费师范生的原因，发现那些明确将教师作为自己理想职业的学生其实并不占多数，定向就业和公费政策成为报考的关键动因。

其中，定向就业对绝大多数县域普通家庭的子女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这些家庭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实力等方面无法为子女未来就业提供强大支撑，他们寄希望于公费师范生的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希望子女最终能够就近获得一份相对体面且稳定的岗位。因而在报考公费师范生的时候，家长的意志往往占据主导，只要子女不是明确坚决反对，学生就会听从父母的建议，抱着试试的态度填报。

另外，还有一部分则来自家庭贫困的学生，也许教师并不是他们最向往的职业，但是一些特别懂事的孩子会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层面考虑而选择报考公费师范生。毕竟如果能够录取，四年大学下来至少可以为父母减少5~6万元的高等教育支出；同时毕业后就能获得编制教师的岗位，成为拥有经济收入的独立个体，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进行反馈。

在当前这个就业竞争激烈、就业稳定性不足的就业生态下，在县域社会能够成为一名有编制的教师，是令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后就业有保障，成为当前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报考火爆、录入分数逐年上升的关键原因。

所以，从报考动机来看，就业导向是第一要素，经济压力是第二要素，职业理想是第三要素。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违约原因分析

一般情况下，“职业理想型”和“经济压力型”公费师范生，毕业后违约的概率最低，前者有内在动力支持，后者有外在压力约束，他们往往会按照相关协议履约。毕业后违约或者履约中途退出的，大多发生在“就业导向型”的公费师范生群体中。

据了解，违约的情形有以下几类：

一是因职业发展平台或地区待遇差异而选择违约。

对于部分综合素质和专业素养较高的公费师范生而言，如果毕业时能够找到待遇更好、区位更具优势的非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就业，在家庭经济能够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从个人职业发展平台的角度考虑选择违约。

“我认为长沙市内的教学教研氛围比我们县城浓厚多了，所以特别想留在长沙当老师！这里平台更好，更有利于自己成长。”一位即将毕业的公费师范生分享道。为此，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长沙市下辖各区的教师公开招聘考试，但奈何竞争太激烈了，最终未能如愿，只能暂时履约。

对他们而言，返回县域当一名有编制的公办教师只是保底工作，当原生家庭能够支持自己到更高的平台实现自我价值，一旦有非常合适的机会，他们会选择违约。

二是以攻读脱产研究生为由选择违约。

之所以做出这一抉择，主要动机有两种：实现学术研究深造，或者改变就业方向。

一位在中小学履约4年后最终还是选择攻读脱产博士研究生的公费师范生同笔者提到：“当老师一直是自己的理想，只是上大学后发现自己更喜欢学术研究，工作后发现在中学教学的重复性远大于创造性，当时自己的男朋友也支持自己继续深造，所以选择了违约！”这位公费师范生虽然中途违约，但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教师序列，目前成为某高校教学法方面的专任教师，在继续自己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兼顾了培养师范生技能的工作。

违约的理由并非个体不喜欢中学教师这个职业，而是学术研究这颗种子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持续生根发芽。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但确实存在。

另一部分人则多是希望通过攻读跨专业脱产研究生，为自己拓宽就业方向。这类公费师范生多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确实不喜欢本专业，也不喜欢教师职业，但又错过了退出机会。

现在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协议中设置了“退出机制”，即合作高校会在大一或大二为学生开放转专业的窗口期，公费师范生可结合自己所在专业的学习情况选择转专业并退出定向培养序列。但是，可能当时因为自己心仪的专业转不进去，或者自己错过了转专业的窗口期，就只能继续“勉强学习”直到拿到本科学历后再通过跨专业考研以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具体说来，如果大四考研成功，他们会选择违约；如果考研失败，而自己的父母又不支持他们违约后“二战”，这些公费师范生就会选择暂时性履约，即“一边当老师一边备考”，如果后续考上了，他们也就成为违约群体中的一员。

学生在复习备考（资料图/新华社）

三是出于家庭生活安排。

公费师范生在求学期间可能谈恋爱，工作后也可能发展异地恋爱，当这些公费师范生从恋爱走进婚姻成立自己的家庭后，他们不得不考虑因工作地点不同而带来的生活不便，包括照顾辅导小孩、家庭生活完整、往返通勤成本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在对方工作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权衡家庭完整和违约代价之后，他们往往选择前者。

这实属“人之常情”，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会同意，按照协议做违约处理允许其离职。其实，这些公费师范生虽然“违约”，但他们并不是从此转行，而是继续在非户籍所在地的教育事业中继续发挥自己作用。

定向公费师生因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而发生工作地与家庭所在地形成跨市乃至跨省分离的情况不多，但每个地区多少会出现。在当代社会中人才流动日益成为常态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违约”挪个地方继续教书也算是流动社会的正常现象，这种违约情况最为多见。

四是因教育生态与自己的预期落差太大而选择逃避教育行业。

当前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整个生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基于彼此信任的半正式的家校关系，因家委会等组织的出现日益制度化；基于教育专业权利而生成的具有必要权威的师生关系，正随着校园安全考核压力增大而被不断消解；学生之间传统的同学关系日益受到消费攀比、绩优主义等影响而变得日益微妙。

再比如，当前中小学校泛行政化的现象，学校教师尤其是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时不时要给非教育主管部门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表格或紧急准备各种迎检材料，要协助这些部门完成校外执勤工作如教育骑车接送的家长戴头盔、参与校外周边的水域巡逻、参与文明卫生城市创建的“进社区大扫除”活动等等。

暑假期间，学校组织老师对学校周边水域进行专项巡逻

面对这些县域教育生态的新变化，部分教师尤其是对教育抱有理想主义情结的公费师范生，多少会出现难以适应的情况。

一方面，为了处理这些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教师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但又如履薄冰：“一会担心家长投诉，一会担心学生安全，深怕做了什么让家长不满意的事情就变成舆情事件！”这类压力在新教师群体中较为普遍。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教学性事务严重挤压一线教师的精力。“现在真的无法安静地教书！我们都成了政府部门的办事员了，哪是学校里的老师啊！”

他们自感家校关系过于复杂、师生关系过于紧张、上级考核过于刚性，与自己最初预期的教育图景落差太大而选择“违约”。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一般只发生在家底比较殷实的公费师范生群体中，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家庭的社会资本获得更适合自己、较为轻松的工作。

结语

尽管每年毕业季都会出现公费师范生毕业违约，或者履约中途违约的现象，但总体来看，违约的只是少数。地方公费师范生政策的实施，在保障县域教师队伍质量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笔者在不同地区县域中小学调研时，经常碰到一批由80后90初的部属公费师范生成长起来的中层管理教师和青年学科教学带头人，他们是经过时间沉淀下来的、真正喜欢教师角色并在相关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坚力量”。

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大部分违约的公费师范生，他们并没有转行脱离教师行业，更多是换了一个更适合自己发展或者更适合兼顾家庭的地方继续教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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