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前段时间，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执导的舞剧《春之祭》上演，有部分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后晒出场照，质疑其尺度较大，特别是男舞者，全身只穿一条肉色紧身裤，在灯光的照射下如同全裸，被一些观众认为有色情之嫌。

图自@杨丽萍 微博

杨丽萍的作品不是第一次因类似话题而引发争议。此前舞剧《孔雀》在全国巡演时，也曾经因为舞蹈动作中包含男女舞者耳鬓厮磨的动作而受到诸如“博眼球”“大玩擦边”一类的指斥，杨本人甚至还被批“为老不尊”。

艺术评论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主观的东西在讨论深入之后，永远会进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状态，最后变成互相说车轱辘话的自证自辩环节。这没有意义。

笔者想要探讨的是，杨丽萍的舞蹈屡屡引发争议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且目前来看，这种社会心态对中国社会的文化事业来说恐怕是相当不利的。

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为了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和努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也在提升。社会公众对待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的态度日益成熟，不再只是把它视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可有可无的花瓶和添头，更不是当作单纯的宣传工具，而是作为一门至关重要的，可以塑造文明形态、形成社会意识的公共事业去看待。

这是好事。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把文化事业做好，只靠政府的关注与扶持是不够的，文化事业首先是面向社会公众的，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参与才是文化事业最大的生命力来源。以往中国的文化事业长期裹足不前，便与社会大众的漠然处之密不可分，如今全民关注文化、参与文化、消费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得以繁荣壮大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公众对文化日益关心和重视的同时，对文化产品的评判标准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泛道德化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这种泛道德化已经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范畴，而有愈发严峻的上纲上线倾向。

就以杨丽萍的《春之祭》和《孔雀》为例，此前这两部舞剧受到了一些自称属于家长群体的网民的批评，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意见是“一男一女在舞台上亲亲热热，衣服穿的又少，小孩子看了影响不好。”

不要说小孩子，哪怕在成年人群体中，舞蹈剧都属于比较小众的文化产品艺术形式。笔者自诩对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都略有接触，没吃过猪肉也算是见过不少猪跑，但对于舞蹈剧的大量动作设计、情感表达、情节桥段中比较抽象和写意的叙事方式，笔者都只能说是连蒙带猜地看懂个大概意思；真正能够完整理解此类文化产品的人，往往是特定艺术爱好者圈子内的受众群体。

对于这种有特定受众对象的艺术形式，用“小孩子看了影响不好”为理由进行抨击，多少有点没事找事的意思。提出这种批评建议的家长，自己有没有看懂恐怕还是个未知数，要是实在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这出舞蹈剧，不带他去看就是了——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短视频APP，塞给孩子，这个适合不少孩子，孩子肯定也喜欢这个，是吧？

融不进的圈子就不要硬挤，不是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是舞蹈剧编排表演者的预期受众。

笔者不是说普罗大众没有资格接触艺术，而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了解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形式，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不仅不知虚心学习，还要强行闯入别人的领域，然后评头论足挤兑一番，这么做是很不体面的。

而且，这起事件中这些家长批评的思维颇有一些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所讽刺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的影子。自己“淫者见淫”，然后要求整个社会适配自己的道德框架，这是蛮横低俗而不自知。

糟糕的是，这种情况不是孤例，而是当下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一切文化产业领域的现象。

在许多文化产品的重度消费者眼中，“家长”这个头衔简直令人闻风丧胆，他们就像是一群冲进瓷器店里的野牛，总是自顾自地闯进一切文化产业领域，“挟孩子以令诸侯”，仗着自己的监护人身份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一切事物展开道德审判。

换言之，家长身份似乎成了一方至高无上的印玺、一种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只要把孩子攥在手里，他们就永远把持着公序良俗的社会标准，可以肆意进入和干涉他人的文化生活。

他们并不全是真的为了孩子好，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掌控欲，扯虎皮做大旗，借用孩子的名义去清除他们看不惯的事物。实际上，在家庭内部，此类家长在他们的孩子反对他们的行为和看法时，往往也热衷于用家长权威去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价值观——本质上，他们未必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只是特别地爱他们自己。

一些人至少会借家长身份去干预他人文化生活，有些人干脆连家长这面大旗都不扛，而是直接用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和控制周围的一切。

比如前段时间有个老头居然要求商城关闭一个抓娃娃机，理由是这个抓娃娃机里的布玩偶都是大白鹅——这老头在俄乌战争中坚定支持俄方，推己及人地认为抓大白鹅的布玩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跳跃性的思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图截自视频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笔者知道一些人非常反感武侠、科幻、奇幻等非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及其衍生产品。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文章应该乘时而作”，这些带有幻想色彩的文化产品在他们看来是对文字工具的污染，是对文字阅读群体的占据，破坏了他们“文字必须也只能反应现实”的信念。

笔者家乡有个老头，是一个老牌的缠访户，长期上访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坚信非现实主义题材内容进入教材是对青少年思想的荼毒，他孜孜不倦地上访，就是为了把这种“污染”从教材中清理出去。

还有一些人则属于看待世界的方式极其顽固荒谬，并大肆挞伐。比如：有些人思想守旧，对商店的内衣广告非常反感，对影视剧中有男女亲热的镜头和情爱的桥段气急败坏；有些人对年轻女性不穿裙子穿裤子、对男性留长发都颇有微词；有些人非常讨厌摇滚乐，视其为地痞混混的玩意；还有人认为游戏和动漫都是有害的，应该把所有网络游戏都禁止掉，外国的电影不论是不是美国拍的，都是“好莱坞的文化入侵”。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某些案例奇葩到像是在“炸鱼”，笔者很难分清，他们究竟是道德标准较高，还是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偏执。

因自己不满而大肆投诉举报，这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众的正常文化生活，扰乱了市场秩序，严重浪费了法律和行政资源，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文化产业人心惶惶。乃至笔者认识的一些文化产业从业者认为，当下文化产品要想做好，舆情防控是头等大事。一些做独立游戏开发的制作组，在游戏获得好评后甚至主动要求自己的玩家不要大肆声张，以免树大招风，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及麻烦。

杨丽萍此前就其舞蹈剧的有关争议接受采访时一度情绪激动，也是因为其演出团队吃过这种“民间道德警察”胡乱举报的亏：改革开放初期，她出演的孔雀舞就曾因一些思想保守的观众拨打举报电话和写举报信而险些被禁演。

杨丽萍《雀之灵》

此类社会现象的实质，是人数不少的部分群体，在面对现代丰富多元的文化结构时，心理上不成熟，个体之间缺乏边界感，对共同的文化秩序和个人的文化隐私缺乏尊重。这其实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典型特征，改变这一切需要时间，只有经历社会进一步发展带来的脱敏和祛魅后，情况才能有所好转。

而在这过程中，重中之重在于，公权力也要保持警惕，警惕被一些存有私心的人所利用，入场的本意是“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结果却沦为部分人党同伐异的工具或渠道。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对文化产品的审核，长期以来存在标准不统一、不清晰、不明确的问题，而执法标准的模糊，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执行人员以极大的自主裁量权。民间一些人士上纲上线，企图借助公权力的力量来改变他们不喜欢的一切，而一些执法人员又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依照按闹分配的办事态度，对这些奇葩卫道士举报的问题不做甄别，搞一刀切式执法。诸如“网文不能写脖子以下”“电视剧剪成大头贴”式的制约，可能就是这类思维的典型演绎。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我们已吹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角，而“守正创新”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路径。其中，“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不只是一句值得大家反复诵读的理念，更应是上下都需认真思虑如何更好实践的社会课题。

中国的文化产业需要繁荣，也必须繁荣，而处处充斥着虚伪道德限制、动不动就想引雷霆之力、天降铁拳来诛锄异己，大搞文化猎巫那一套，这种创作环境无疑有碍优秀作品的涌现。当类似杨丽萍这两部舞剧的作品出现时，民间大众作何反应，尤其是审核者在面对争议时如何取舍，都一点点地决定了我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势。

对于我们手中的权力/权利，我们当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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