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考试是一个水平考试，你到了A或者B这个水平，就可以选择这个水平线上的学校，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国内是一个选拔性的考试，一分之差，可能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差异。我觉得上清华北大，比上牛津剑桥难多了”。

作者：黄小邪；本文来源：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如果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现在我只想把这个底线拔高一点点，让孩子的选择多一点。你没法指望这波孩子创造多大价值，他们太难了。 ”袁兴易，一个典型的深圳中产说。

“能卷就卷”是袁兴易的鸡娃原则，也是他做留学咨询时，常给留学家庭提出的建议，尽管他并不认可这套教育理念。

卢宇接触的，更多是留学英国的富裕家庭，在他看来，他们的教育心态更放松，“这些家庭要往上跃迁的话，靠的不是这一张学历纸。”

这是两位留学顾问看到的“鸡娃”群像。

袁兴易在深圳一家国企的留学教育部门工作，负责为计划去国外读本科、硕士的家庭提供咨询。

疫情期间，卢宇与在英国读书时结识的朋友，在珠海创办了一家留学咨询机构，主要服务于去英国读高中的留学家庭。

从家庭收入角度来看，袁兴易接触到的留学家庭，覆盖面要比卢宇更丰富一些。

因所需经费差异，不同的留学国家被分成金字塔结构。去美国留学费用最高，其次是英国，选择这两个国家留学的家庭，一般家庭收入都相当可观。其次是澳洲、香港，再者是澳门、新加坡。

留学花费最低的是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学费总成本10万上下，像马来西亚，有非常好的教育资源，费用不高， 是普通家庭的后备选项”，袁兴易说。他还留意到，近两年选择东南亚留学的人多了起来。

一、更多的选择机会

袁兴易接待的咨询家庭，大多数是在孩子高考结束后，甚至是孩子进了国内大学，觉得不满意，又从学校退学，再决定出国读书的。

这些孩子的高考成绩，大部分“不上不下，国内读不了211,985，二本三本又觉得不满意”，其中一些孩子，因为心理素质在高考中发挥失利，申请国外高校会更具优势，“比如你有实力上211的，高考没发挥好，去国外申请一个世界排名与211相当的学校不难”。

袁兴易朋友的孩子Q，高考成绩400多分。Q去了香港一所大学读本科，毕业后申请到港大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Q在职场表现出色，现在已经做到上市公司高管，年薪达到数百万。“有些孩子只是不适应应试。”

“你说高考考590分的孩子，跟考600分的孩子，在能力上有差别吗，我觉得没有，今年广东高考考生73万，你别说10分之差，就是1分，可能也是千军万马”。

在袁兴易看来，不少家庭选择留学，是在国内应试教育的筛选模式之外，寻找一个更广阔的教育空间。

卢宇也有相近看法，“国外考试是一个水平考试，你到了A或者B这个水平，就可以选择这个水平线上的学校，你可以有很多选择。

但是国内是一个选拔性的考试，一分之差，可能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差异。我觉得上清华北大，比上牛津剑桥难多了”。

袁兴易的女儿今年读小学六年级。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显得言行矛盾——行动上他是典型的鸡娃型家长，可他内心并不认可这套教育理念。

我与袁兴易碰面时是8月份，与我会面之前，他刚把女儿送进数学补习班，“聊完再送她去书法班”。女儿的暑假被安排得紧锣密鼓，“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英语”。“这个有意义吗？说实话，我更希望她快乐成长”，袁兴易说。

在尊重孩子天分这件事上，袁兴易觉得国外做得更好。“你一个方向很厉害，其他方向都不怎么样，你也有机会读哈佛，这孩子不一定成为天才，但是肯定能成为某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他们相信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价值”。

“但是这样的孩子，在国内就是偏科，我女儿最近压力挺大的，有些科目她不擅长，但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刷题。用这个时间发展她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更有价值，孩子的天赋被磨灭了。”

二、富人家庭的留学选择

卢宇在深圳的一所国际学校读完了高中课程，而后在英国读完了本科、硕士学位，他与同学创办的留学机构，前后经营了两年多时间。无论是他在英国读书时接触的留学生群体，还是他在留学机构接触的学生，家庭一般都属于高收入阶层。

在卢宇接待的咨询家庭中，选择送孩子去英国念高中的家庭，以珠海本地的企业主居多，“ 深圳的话，有些企业高层就有这个实力。 ”

有些家长，因为孩子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压力，想把孩子送到英国读书，“国内高中可能就是文理科选择，国外高中的Alevel课程，有100多个可选择项。”

有些孩子本来在本地的国际学校读书，“国际学校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孩子入学第一年的成绩是D或者F”，因此家长决定直接送孩子到国外读书。

卢宇和同学选择在珠海做留学咨询，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珠海当地的国际学校数量较少，且教学质量一般。

卢宇经营的留学机构，开业第一年接待的学生，大多是在国际学校学业不佳，才决定直接去英国当地念高中，“你像深圳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也要40万，在英国读高中，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可能还不到40万”。

在卢宇看来，无论是他本人，他读书时认识的留学生朋友，还是前来咨询英国留学的客户，这些家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心态更务实也更平和。

“留学家庭在选择专业时，如果孩子有想法，家长也愿意尊重孩子的兴趣”，“他们基本上不太考虑就业这个问题”。

卢宇接待过一个客户，家里做投资相关的生意，女儿对艺术感兴趣，最后进入伦敦的一所艺术院校，“这个跟家里做的生意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孩子在做选择时也会做出妥协。多数妥协与自身能力相关。

“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个孩子，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不过考古涉及历史课程，历史课程对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他的英语不是那么好，最终怎么选择，孩子自己也会做一个权衡。”

卢宇接触的留学生群体中，即便毕业后自己求职不理想，家里也会利用社会资源，给孩子创造职业进阶机会。

“像那个学艺术的孩子，毕业后，家里是有条件给她安排到实力出众的工作室，跟着大佬学习的”，“ 这都是普通家庭没法比的”。

“我接触的留学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出去，也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不错的学历背景，这是孩子步入职场、社会的基本门槛。不能说高中毕业就算了，那可能会失去很多机会。”卢宇说。

“父母一般不会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孩子毕业进很厉害的公司，或者成为很牛的创业者，他们不会这么想。他们的希望，就是小孩之后的生活，比较正常平稳，尽量保障有吃有住，之后赚的工资能养活自己。”

卢宇认为，家长们更实际的心态，来自于他们对大环境，以及孩子自身素质的理性判断。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收入主要也是来自于过去三十年的时代红利。孩子赚到跟他们一样的钱，不太可能了” 。

“另外，自己家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心里也清楚，也有家长说希望望孩子将来上牛津剑桥，确实是孩子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有些小孩，前面十几年都学习上不太上心，父母也不指望他（通过留学）一下子变个人，但是看到孩子慢慢有了改变，家长就已经很开心了。”

此外，家长们更放松的教育态度，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家庭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积累有关。

“这些家庭要往上跃迁的话，靠的不是这一张学历纸。他们不会想着靠读书改变命运，有些家庭收入一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学历在他们眼里，可能连敲门砖都算不上。”

卢宇在2013年左右来到英国读书，“我们上学那会儿，毕业后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工作机会的”。

不过，他认识的留学生，大部分都选择回国，“对大家来说，回国会有更好的机会，毕竟家里积累的社会资源在国内，国内的发展机会确实比国外好一点。 如果是求职的话，那在国外是好一点，薪水确实比国内要高一些。”

卢宇的客户中，一部分企业主送孩子出国，也抱有“积累人脉”的期待，“孩子认识一些家庭背景不错的同学，将来接手家里的企业，也能有人脉上的支持”。

学业之外的收获，对卢宇的个人发展也助益良多。

卢宇回国后，先后做过留学机构和跨境电商领域的创业，这两个方向都与他的海外经历相关，他现在涉足的跨境电商业务，需要建立多个国家线上支付系统的衔接，“没有在国外的求学经历，结识的人脉和资源，很难完成这些衔接”。‍‍‍‍‍‍‍‍‍‍‍‍‍‍‍‍‍‍‍‍‍‍‍‍‍‍‍‍‍‍‍‍‍‍‍‍‍‍‍‍‍‍‍‍

三、普通家庭的教育困境

袁兴易接触的留学家庭中，经济收入不仅直接决定了孩子的留学地点，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留学生的专业选择。

最关注毕业后就业问题的，大都是留学东南亚的家庭，他们考虑的周期更长，考量因素也更多。“选择理工科的会多一些，男孩子会考虑一下计算机”。最近他接待了几个去马来西亚读理科专业的留学生。

“去香港、澳门读书的，也会比较关注就业，澳洲，也有一部分留学生会考量工作问题”。

相比之下，选择英美留学的家庭，一般不太考虑孩子毕业后的求职生存问题。“有钱是一方面，另外学历不会太差，家里的资源，也能给孩子帮忙，说白了就是可选择余地更大。”

“我们送出去的孩子，读商科的最多，艺术和文科也不少。现在国内的就业已经非常多元化了，以前的社会主流选择，比如程序员，现在也不太好过了。

环境让人捉摸不透，现在不一定艺术就不好就业，不一定计算机就好就业，大厂的日子也不好过了。大家的选择反而会更加分散，似乎还有点剑走偏锋的意思”，袁兴易说。

袁兴易留意到，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近两年选择东南亚留学的人多了起来。

不过，去东南亚读研究生的，以在职人员居多，有些人是为了达到考公考编的学历门槛，有些人的岗位晋升，对学历有一定要求，去东南亚读研，成本更低，时间更短，“读个博士3年20万，而且只需要在当地待一年”。

袁兴易接触到的大学生中，到留学机构咨询海外读硕士的应届生，以双非学生居多，这可能与他们推出的留学产品有关。

“一般985、211，找我们去规划留学的不多，他们靠自己申请的多一些。真正要规划的，学习中等的群体多一些，这些学生本科背景一般，想通过留学，申请到排名更好的学校，将来更有利于求职。”

最近几年，“中产跌落”的留学家庭，袁兴易的朋友圈子里有好几例，“其中就有4家，他们以前条件非常好，这几年跌下来了，孩子在外面留学，家里一下子供不起了。我们叫这个为‘破产式留学’”。

袁兴易认识的这四个家庭，有两个孩子还留在国外念书，还有两个孩子申请了延毕，已经回到国内。

“国外有些学校比较有人情味，规则也相对灵活，孩子可以跟学校申请，争取减免一部分学费，学校也会给你安排勤工俭学，孩子能扛事儿的，还是有机会坚持下来的”。

卢宇接触到的留学家庭，经济上要从容得多，“我没有遇到过卖房留学的情况”。

他在英国念书时，一个留学生朋友家里的工厂因市场、人工等问题，经营陷入困境，“但也能正常负担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进入国企之前，袁兴易在一家上市公司做高管。他的中年选择，一来为了稳定，二来是想留出更多教育孩子的时间。

在自家孩子的教育上，袁兴易自觉“要求不高”，“女儿尽量在国内读本科，读研的话，更想让她去国外，见见世面，未来也有更多选择”。

他向我解释他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当下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和妻子都觉得孩子苦，压力很大，但是我俩不会说，我只能尽可能催催她，能卷就卷。

‘ 能卷就卷’，也是我们给留学家庭最多的建议。现在一边说要减负，学历不重要，一边是很多研究生学历也找不到工作，这个很现实。”

袁兴易女儿一直在学钢琴，在他看来，这门特长，也可以为女儿多争出一个机会，“实在找不到好工作，她可以去做钢琴老师，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这个我认为是她人生的底线。”

“现在我只想把这个底线拔高一点点，让孩子的选择多一点。你没法指望这波孩子创造多大价值，他们太难了。 ”袁兴易，一个典型的深圳中产说。

备注：文中人物袁兴易、卢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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