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

在科技、社会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为什么要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要重新走回老路吗？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又该如何解释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针对这些问题，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谢茂松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表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内外环境后做出的判断，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心，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新的活力。

【采访/观察者网 周小婷，整理/观察者网 周子怡、周小婷】

观察者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指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纠正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卑论对中华文明的错误认知。从内外两个环境来看的话，如何理解我们今天重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谢茂松：从外部环境来说，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中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虽然中国主观上并没有想要挑战美国，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自然会动摇到美国的霸权地位，这让美国很担忧。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帝国主义国家，也享受着超级帝国主义垄断而产生的巨大额外收益。当中国的发展冲击到了美国的超额垄断收益时，就会加剧美国内部矛盾的爆发，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生存威胁，所以美国一定要向外转移矛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再到认知战、制度战、文明战。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是非常强烈的、全方位的。

因此，十四五规划专门写入了“统筹发展和安全”，这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在中美博弈中，我们不仅需要在科技上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攻关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根本性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抵御外界全方位的攻势。科技自立自强与文化自立自强可谓是新时代中国自立自强同等重要的两端。

建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深刻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以及中国成功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要搞清楚中国成功的秘密在什么地方？更深层的历史文化逻辑是什么？要把我们的实践道路上升到中国传统的“道”的高度，形成一个新“道统”，以此来凝聚民心。

我们今天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和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刻关联性：从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出发，将中国的历史节节贯通，从一个文明史的大历史视野来理解中国的发展。

首先，我们要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前30年有一个贯通性的解释。我们还要再往上贯通，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贯通、1840年到1919年近代史的贯通、再到平民社会出现后的宋元明清历史的贯通、两千年秦汉郡县制大一统的贯通，以及追溯到三千年前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再往上就是对我们五千多年，乃至八千年文明的贯通，打破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自卑论。

历史虚无主义有很多表现形式，我刚刚讲到的节节贯通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有形形色色、或隐或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从大历史的诠释角度，对整个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性的节节贯通，深刻把握文明的底层逻辑，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连续没有断裂的文明，并以国家形态一直发展至今，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个独立自主根本上来自于我们的文明连续性，来自于我们的文明主体性。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走出来的，并以此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单来说就是东升西降，毛泽东1957年形象地说到“东风压倒西风”，中国要回到历史的荣光，中华文明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长期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与东升西降相联系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之间即南北的升降起伏，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美国超级垄断帝国主义在正处于帝国衰落过程中，暴露出极端穷凶极恶来对抗全世界，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矛盾。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集中地表现在今天中美的大博弈关系中。这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前些天华为Mate 60 Pro上市，就引发了中国是否成功突围美国科技封锁的讨论，其实背后就是美国感受到了这种“东升西降”，高科技是美国超级帝国垄断霸权的支撑。

当然，我们要破除我们自身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和认可。1949年8月5日新中国即将成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在白皮书编好之后还没有发表的前几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给杜鲁门一封信。毛泽东就此连续写了五篇评论文章来痛加驳斥，这五篇评论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以作为压卷。

当时毛泽东非常自信地讲到中国破除了美国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他认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正是有了这种无比坚定的自信，我们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与精神主动，让我们在抗美援朝时把那个强大到不可一世的美军打到谈判桌上。

从内部来看，面对中美博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一种空前复杂的环境，一个国家、民族的意志力、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明的文明意识所形成的内聚力，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的关键，也是战胜外部挑战的关键。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我们在经济上总是会有起有落，因此需要文化价值观来凝聚人心、稳定人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我国在改革开放时，一方面主动学习了西方的技术和管理，但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思想也同时进来，因此美西方国家一直想借机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在根本上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因此要建立我们的文明主体性，破除和平演变，两个结合就变得非常重要。

今年上半年，有大学请我去给老师们讲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邀请我去做讲座的老师在读到我之前发表的一篇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与三重主体性的文章后很兴奋，这位老师对我说，他们学校的老师普遍对中国的发展是很有自信的，但对中国文化却是不自信的，所以这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和反差，这一点很要命，所以请我就此做场讲座。

讲座现场效果不错，当时有好多听众提问、互动，他们觉得讲座让他们理解了之前不理解的中国这个发展是怎么来的，理解了中国成功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我事后的一个感觉是，大学思政课的改革需要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精神，要以两个结合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底层逻辑，以中华文明为大本大源，将两个结合的精意彻底通透地贯穿于大学思政课之中，两个结合应该成为大学思政课的魂之所在。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当未来在发展道路上遇到想象不到的挫折和挑战的话，就很容易对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文化的自信就非常重要、非常根本。

还有一点，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是孔子讲的“富而好礼”的社会。这个礼，就是中国历史上被周边国家认同仰慕的礼义之邦。

什么叫礼义？礼义就是一种德性。中国政治是一个德性政治，中国社会是一个德性社会，这就是礼义之邦的深刻含义。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大国不是说你国家大就是大国。什么叫大？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德性社会、德性政治。

孟子讲过一句话，“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就是德性的辉光之所谓“大”，也就是文化大国之为文化大国之所在。“有诸己之谓信”，是具有自立的主体性才有自信，才能为别人所信。只有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发展道路自信了，才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自信。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同时也要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来推动自身的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学习中国式现代化时，它们自身同样存在两个结合的问题，即既同它们自身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同它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具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观察者网：如果用改革开放40多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和理论来解释这个成功，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溯到3000年或者5000年这么久？

谢茂松：我们对中国发展成功的解释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从现代的实践来解释我们的成功，比如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间，我们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以及各方面的成功，这个解释已经有很大的说服力了。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比如其他国家发展也有科技、市场、资本这些东西，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如果我们从深层次去追究这个问题，就会在文明史、大历史的巨大历史纵深中，看到中国成功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逻辑。

而中国最深层的历史文化逻辑、文明逻辑，正是在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时奠定的，甚至推到更早还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尧帝时代，而《尚书·尧典》则是对尧帝治国之道的纪录，这都是中华文明强调的“道统”的开创与延续不断。

三千年前、五千年前的文明逻辑，相对于今天是“隐”而不可见的，现代则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如《易传》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不可见、不易觉察之道、体、无，与显而易见之器、用、有，实为道器一体、体用一源、有无相生。前者就好比大江大河之大本大源与大山、群峰之来龙去脉之“来龙”。

其实当年毛泽东已经很自觉地讲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写《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就专门让八路军办事处给他找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的《周易内传》。《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非常重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重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实践论》、《矛盾论》全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深层次的、隐性的，《矛盾论》、《实践论》还具有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与知行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重大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一师范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很自觉地要用王船山的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等来培养平天下的人才，并在日记中认为得到了两个这样的人才，那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面有不少王船山的思想，周末他还经常去长沙的船山学社听课。我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研究船山学，研究船山的经学、史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深深地感觉到作为宋明理学集大成与中国治道集大成的船山学对于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毛泽东为何这么喜欢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中国史书，是因为他有很多思想制度的创新，其实是从中国历史上活学活用、化用而来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在毛泽东那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地高度主动地作用于今天的思想、制度创新。可以说，毛泽东是在实践上最早开始践行第二个结合，新时代则是在理论上高度自觉、明确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正是中华文明“行”之后“知”、行中出真知的伟大传统的深刻体现。

今年的9月9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毛泽东逝世47周年的日子。我们缅怀伟人，第二个结合正是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继承与发扬光大，诚如《中庸》所言“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国家的大忠、大孝。

所以理解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看表面，在深刻解释当下的鲜活实践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些实践在深层次隐藏的文明根源。所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文化自觉与政治成熟，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定型的过程中，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也是一个曾经在学界有过争论的话题。是不是可以从“两个结合”的角度，解释这种连续性？

谢茂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时，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强调二者的关联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把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国家变成工业文明国家，前30年发挥了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举国体制下，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还有一个初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我们今天讲国内统一大市场，不是说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经开始在慢慢塑造了。

此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空前提高，培养了一批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在集体化过程中组织纪律性也得到提升。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西方的技术、资金能够进来？不仅仅因为它们需要中国的市场，而且是巨大的国内初步统一大市场，还因为中国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工人以及农民工，所以才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世界加工厂。所以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具有连续性，不能硬性地割裂。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一开始中国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管理，后来发现苏联过度强调中央指令性计划，对地方的积极性不够重视，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苏联经验比较强调工厂经理在工厂管理中的重要性，但毛泽东时期强调要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精神，甚至一段时间里工人也与干部、技术人员三者结合，一同参与到工厂的管理中。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靠自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我们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底色，使得美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彻底失败，所以美国才对中国发动空前的全面遏制。

到了新时代，一方面是继承改革开放而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强调“两个结合”，这是对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继承与发展，在我看来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精神的“集大成”，其文明意义就像三千年前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夏商周礼乐文明的集大成，所以为孔子所极力推崇，认为“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观察者网：8月中旬，人民日报有篇社评文章《“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提到“‘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印象里以往我们会特别强调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部分，从而论证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的土壤。“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这句话是不是意味着思考的理论主体将发生改变？

谢茂松：可能有人会从“修正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但实际上，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新时代的一个新发展。“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可以把它理解为目前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内在的、自身的东西，而不再是外来的，更不是两张皮。

我们可以从文明史的大历史的视野，以佛教的事例来进行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佛教中国化之后发展出了中国大乘佛教，唐代的禅宗尤其是六祖慧能的《坛经》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明代更是发展出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消亡了，但在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如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与斯里兰卡，它们也有佛教，但主要是小乘佛教。为什么中国发展出大乘佛教而不是小乘佛教呢？因为小乘佛教追求的是自己的觉悟。中国化的大乘佛教则是要渡己渡人，这和儒家的成己成人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有佛教发展的深厚文明土壤，中华文明中儒道各家与佛教一样，都强调平等。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消亡，是因为佛教的产生是为了批判、对抗印度的种姓制、婆罗门教带来的巨大不平等的永久固化，但印度这一特性太根深蒂固而难以动摇，最终佛教在印度消亡。

同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在欧洲产生的。但是在欧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在欧洲就变得式微了，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中国内在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普遍性的原理，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将继续坚持，但有一部分具体的结论、做法，也会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国际国内形势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易传》“变则通，通则久”的深刻道理。当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就出现了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所以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化”字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有本书就叫《化书》，“化”代表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它不是拼盘，不是大杂烩，不是杂糅。

说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化”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其他主义而偏偏是“化”马克思主义？因为二者彼此是最契合的，所以才有“化”的问题。而中国之所以有“化”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始终具有高明而博厚的文明主体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连续性，根本上就在于它的文明主体性。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善于学习的，具有创新性与包容性，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扩展。中华文明善于学习、创新，根本上在于对文明主体性的坚持，而学习、创新又极大丰富、充盈了文明主体性。

中华文明不是一个过去式，而是一个进行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不是像一般表面理解的感叹时光流逝、不为世所用的消极态度，而是赞扬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就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它的活力就在于此。所以传统不是在博物馆里的封存，而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流水无分过去、现在、未来之水，是一体而相续不息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第二个结合的深层次意义，也意味着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的一个转型，就是要把古今中西之争，即把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彻底消化掉。中华文明要成为现代文明，离不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进，离不开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主义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彻底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周易》哲学所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一体。

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二者辩证统一于两个结合。

中国近代史上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救亡图存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观察者网：眼下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卑论仍旧有一定的舆论市场，他们的一个论点就是：五四以来我们好不容易砸碎了孔家店这样的封建主义枷锁，现在重提传统文化，是要走回旧路吗？如何解释这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谢茂松：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我们党的政治成熟。这种政治成熟也是根植于中华文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执两用中的“中正之道”，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折中主义，不是欧洲那种所谓第三条道路，而是不趋于一端、不趋于极端的守正创新中的正而且中。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当时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开始觉得是我们没有坚船利炮，后来觉得是我们的制度不行，文化不行，很多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自信，对我们的文化全盘否定。鲁迅当年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当时西方处于工业文明，中国还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高度组织化的，与此相应的是西方政党制度的高度组织化。中国在前现代农业文明时代的士大夫政治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组织力的，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于西方的组织形态。面对西方的入侵，显示出相较于西方，当时的中国是一盘散沙，没有西方政党政治体制下的那种动员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开始也学习西方的政党，民国初年时甚至出现了几百个政党。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学习列宁式政党。为什么要学习列宁式政党？一方面，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克服传统社会的松散，建立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更重要的是列宁式政党具有的先锋队意识，是和中国传统儒家士大夫精神高度契合的，先锋队意识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内圣外王之道高度契合。

所以这其实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正反合的问题。面对西方的船舰利炮，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改革和突破，打破儒家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体制。但这种打破不是完全丢弃，而是把其中的精神更加激活、保留。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军事革命，同时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革命之火的锻造，才会更加充满生机。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打破儒家士大夫政治的同时，又在结构功能上以及精神上对于儒家德性政治的继承发展，这才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所以我们一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我们的救亡图存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表面看到的全盘否定，因为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很丰富，不仅有儒家、道家、法家等等，各家之间在历史上还一直存在张力。从历史上来看，不同时期对儒道法等各家思想也是有所取舍和重新建构的，像西汉初年是黄老道家，魏晋玄学也以道家为主。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也有这样一个重构的过程，批判某些东西，然后又激活另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讲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文化是一体两面的，其实很难把一面从另一面剥离出来，这种区分更多是一个度的问题。过犹不及，超过了度就可能成为糟粕，所以要执两用中。对传统文化不能复古式的机械照搬，所谓“礼，时为大”，具体制度是因应当时的时代产生的，因此不能形式主义、食古不化地照搬，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化”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化”的问题。所以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它的精神内核，学习制度背后的真精神、大精神，对这种精神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从而真正有效地作用于思想、制度创新。

所以我们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我理解它的意义就在于为我们的思想、制度创新打开了一个新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以前我们可能更多是从自身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在50年代学习苏联，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意味着传统的中华文明会为我们未来的思想创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个巨大的思想资源，这是不管怎么高估都不为过的。

今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更加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顶层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意味着新时代的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全面创制与立国规模弘远的文明进程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思想与制度资源，这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深远文明意义。

过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不在“名”上却在“实”上，作为深层文化积淀，习焉不察地在底层逻辑上不自觉地作用于我们的思想创新、制度创新。而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则是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根本上是反求诸己的主体性自觉，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自家宝藏的自我认识，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创新、制度创新中的位置由自在到自为、自觉的认识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最后归结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根本上都是指向建设新文明、新道统，具有开中国千年新局的文明意义。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可大可久之道”。

观察者网：再回到您一开始提到的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其实对于世界也好，对于中国自己也好，还有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中国讲“两个结合”，之后呢？中国强大了，到底要做什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这是西方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谢茂松：确实，很多人都在问，中国强大了到底要做什么？我想用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从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来理解的话，就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就能够理解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那时候虽然没有说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觉得这个精神既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是相通的，跟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也是相通的。所以在我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精神的最好继承与发扬光大。

所以中国强大了要做什么？其实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华文明的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这也是针对过去500年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灾难，中国想要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和平性，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赢者通吃，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公平正义，并且有能力、有实力给过去五百年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盘剥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内生、持久、长远的发展机会。

全球跨国资本主义的嗜血性掠夺，在给全球带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给地球生态带来灾难，还把这种危机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收割发展中国家。中国不是以帝国主义那种方式来发展，我们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强调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问，美西方在担忧什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如果美西方是在担忧自己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盘剥发展中国家，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话，更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收割作为超级帝国的超额垄断收益。我觉得中国是没有办法消除西方这些担忧的。因为要是消除了美西方上面的这些担忧的话，那就要让美西方国家永久固化它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国家之间的中心与边缘外围附属的不平等关系，那全球南方国家就永远看不到未来。

中国可以不让美西方担忧的是，我们不会像美西方那样国强必霸。因为西方过去五百年的所有经验，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大英帝国到美国，都是国强必霸，它们总是将自己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邪恶的历史和经验投射到中国身上，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用他们的强盗逻辑来理解我们“止于至善”的德性逻辑、善良逻辑。

其实我们今天跟美西方讲这些，在我看来效果是有限的，只有当中国彻底强大了，和美国势均力敌甚至全面超越美西方以后，他们才有可能来比我们自身还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全面、深入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理解中国国强不会霸。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前我们总说我们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在意挨骂的问题，假如美西方国家有一天不骂你的话，说明你是照他那个路走，那才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了。西方的逻辑跟中国的逻辑不太一样，西方文明是一种海盗式的极端强权，中国人是君子之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如果我们用这个逻辑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往往会吃亏，比如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美国经常表面上释放善意，一旦从中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马上第二天就变本加厉地遏制你，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点也不觉得脸红、理亏。

西方文明逻辑下的西方人会把自己的力量用到极致，而中国人知道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强调正道、中道，所以《周易》首卦乾坤卦六爻最好的是代表中正之道的九五爻的“飞龙在天”，而最上一爻上九爻则过了，因而“亢龙有悔”。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的历史上，为什么我们老说明朝郑和下西洋，有那么强的海军力量，为什么不去征服？中国人并不傻，中国人深知在海外搞商业、搞殖民地当然利益超大，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到大一统国家内部秩序的长期稳定，大一统国家内部秩序的长期稳定是最为优先的。

中国不会向西方那样无限扩张，因为中国人知止，所以中国的版图边界，北方是沙漠，西部是高山，东部、南部是大海，既大自然设限的边界，也是文化影响所及的边界而不逾越。中国人深知内外的轻重选择，不能外重内轻，而西方的海外殖民掠夺则恰恰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前的外重内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和平性，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政治智慧，也就是中华文明最深层的“可大可久之道”。

第二个结合正是对中华文明可大可久之道最好的继承、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精神最好的继承、发展，从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可大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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