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派 施兰茶】

这个国庆假期里，围绕着锡克教领袖哈迪普·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遇害一事，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战依旧没有消停。

目前，这件事情已经激起全世界广大吃瓜群众的兴趣：一个加拿大公民遇害怎么就和印度扯上了关系？印加外交风波背后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尼贾尔的身份。实际上，尼贾尔除了加拿大公民身份，他还是加锡克教独立运动“卡利斯坦运动”的领袖人物。而众所周知，这批流亡海外、颇具影响力的“分裂分子”早已被莫迪政府视为心腹大患，意欲诛之而后快。因此，要了解此次印加外交风波的前因后果，首先需厘清尼贾尔及其代表的“卡利斯坦”运动。

哈迪普·辛格·尼贾尔是谁？

加拿大知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资料图）

哈迪普·辛格·尼贾尔是加拿大锡克教寺庙“古鲁纳纳克锡克教谒师所”（Guru Nanak Sikh Gurdwara Sahib）负责人，同时也是加拿大锡克教徒“正义分会”的头领，长期以来在加拿大这个海外锡克教徒的大本营，为锡克独立建国运动奔走。莫迪政府视尼贾尔为“卡利斯坦猛虎部队”（KTF）领导人，称其为“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

尼贾尔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投身锡克教独立运动，甚至其获得加拿大身份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80年代起，印政府强力打击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分离运动，而尼贾尔90年代中期移居加拿大。此后，他几次申请居留加拿大但均遭到加当局拒绝，直到2015年，加拿大政府才给予他国籍。

值得玩味的是，现存对于尼贾尔的指控均为印方的一面之词：2014年，印声称尼贾尔串谋参与了2007年辛加尔电影院爆炸案；2015年，印指控尼贾尔与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合作向印度“运送弹药”；2016年，印再指控尼贾尔密谋杀害“印度教领袖”；2018年，印指责尼贾尔在印境内策划多起“定点清除”；2020年，印度将尼贾尔列为恐怖分子，称他煽动叛乱。

然而，加拿大当局对于印方的指控进行多次调查，均发现查无实据。尼贾尔本人也表示一切所谓“指控”都系印政府捏造。对于其支持者而言，尼贾尔则是一位关注锡克教徒独立的和平倡导者，在社区享有很高的声誉。尼贾尔作为“卡利斯坦”运动领袖人物的是一位多面视角的复合体，他在加拿大锡克社群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且支持锡克独立建国。

“内冷外热”的锡克建国运动——卡利斯坦运动

“卡利斯坦”意为“卡尔萨之地”。“卡尔萨”一词具有忠诚、纯洁、自由的内涵，“卡尔萨”的旗帜也成为锡克教社群达到政治和宗教目标的重要口号。而尼贾尔涉及的“卡利斯坦”运动则是谋求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旁遮普地区建立名为“卡利斯坦”的宗教民族国家。

锡克教的字面意思是“学生”或“门徒”，锡克教徒长期定居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锡克教徒曾在18、19世纪统治过次大陆的旁遮普地区，之后伴随着英帝国的殖民扩张而被逐出权力中心。二战结束前后，部分锡克教徒开始重新捡起“独立建国”目标。由于锡克教群体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均有不和，锡克教政党至高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甚至主张建立独立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神权国家，因此被视为“卡利斯坦运动”的先声。

1947年，印巴分治导致旁遮普地区被分为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印度的（原）旁遮普邦，大量锡克教徒同印度教徒一道从巴基斯坦迁回印度，印度锡克教徒规模大幅上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约有2600-3000万锡克教徒，其中2400-2800万居住在印度。即便如此，由于锡克教徒占印总人口比例并不高，因此锡克教领袖“独立建国”的目标便逐步退化为“独立建邦”。

然而，由于印政府担心完全按照语言和宗教划分地方行政区划容易产生地方分离主义，因此一直未答应锡克教政党“独立建邦”的要求。1966年，印议会通过《旁遮普重组法》打散原旁遮普地区。这一时期锡克教政党在地方选举中一度失势，而因为政治未被满足，一部分锡克教徒不断谋划武装叛乱，锡克教群体的“谋反心理”不断强化。

1984年6月，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发动“蓝星行动”，默许印军袭击位于旁遮普邦阿姆利则的锡克教圣地——金庙，并驱逐在其中避难的锡克教领袖贾奈尔·辛格·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及其支持者。这场暴力行动最终造成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尖锐对立，直接导致英迪拉·甘地被其两名锡克教护卫刺杀。加之1985年锡克教激进分子袭击印度航班的行动造成329人全部死亡，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敌对关系达至顶峰。

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

尽管如此，“卡利斯坦”运动受到印国内锡克教徒短暂支持后很快偃旗息鼓，没有成为延续至今且声势浩大的分离运动。

首先，印政府对于锡克分离势力的残酷镇压是主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后，印政府对锡克社群进行了强力的镇压，播撒分裂主义的极端分子业已被清除干净，直接培植“卡利斯坦”意识形态的种子在印度难以存在。

其次，印国内的锡克教政党反对极端主义，支持在宪政框架下解决问题。旁遮普的主流政党需要考虑其治下同样数量广大的印度教徒的选票，因此他们避免使用指向性明显的宣传方式，还会公开谴责锡克教徒的暴力行动和恐怖活动。

第三，现实因素压过宗教因素。极端分离主义的口号并没有给旁遮普邦及锡克教徒带来更好的生活，狂热的宗教行动遭受普通锡克教徒的摒弃。例如，2020年旁遮普农民抗议农业法，当印人党右翼势力指责他们是“卡利斯坦分子”时，他们表示拒绝这种污名化行为，连主流观察家都认同该抗议系左派的农工会行动。

最后，锡克群体对于暴力行动的失望也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卡利斯坦”运动经常以暴力方式呈现，因此颇受印国内锡克教徒诟病，他们坚持认为推行、宣扬暴力活动与锡克教信仰中提倡和平与宽容的原则相违背。

与在印国内日渐萧条的“卡利斯坦”运动相比，海外的支持呼声却不断高涨。本土斗争的失利和印国内对锡克教徒迫害促使他们远走他乡，并加入早年前往海外务工的锡克侨民社群，而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则是海外锡克教徒最集中的国家，也成为“卡利斯坦”运动最甚嚣尘上的地区。

其中加拿大是海外锡克教徒最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锡克教徒扎根该国时间较长，对加国内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卡利斯坦”之所以在加发展起来，原因有三：

其一，庞大的锡克社群对加国内政治影响力大。寓居加拿大的锡克教徒政治参与度很高，在西方选票政治的氛围下，为了赢得该群体的支持，各政党便会不遗余力地讨好他们，少数“卡利斯坦分子”有机会掺杂其中；

其二，加拿大政府对极端分子的查禁不足。实际上，早在1982年，英迪拉·甘地便向时任加总理老特鲁多抱怨“加拿大对卡利斯坦分子过于温和”。时至今日，这种“传统”在小特鲁多治理下得以延续，并巧妙地与政治收益联系起来；

其三，流亡海外的锡克分离主义的聒噪宣传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这些人是受政治压力被迫逃亡加拿大，他们对于印国内锡克群体境遇的描述，会引发在加锡克教徒的同情和怜悯，进而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海外锡克教徒也是“卡利斯坦”运动的支持者。

尼贾尔被害后，加拿大锡克教徒张贴海报要求加方对印度展开调查（图源：路透社）

近年来，一大批海外“卡利斯坦”组织和团体兴起，有些大张旗鼓的建立“卡利斯坦议会”，频繁发布“独立公投”，赚足了眼球。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海外锡克教徒其实对“卡利斯坦”运动并不感冒，而是主张通过“合法”方式争取锡克教徒的权利和地位。例如，加拿大世界锡克教组织发言人巴尔普里特·辛格 (Balpreet Singh)表示，“卡利斯坦运动”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虽然可能存在局部回潮现象，但很难产生整体性影响，这一点在没有经历过80年代暴力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民主伙伴”的嫌隙——印加两国交恶先声

加拿大常常被戏称为美国第51个州，该国在方方面面都对美国亦步亦趋。自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以来，其亲密的“五眼联盟”盟友也加快了与印走近的步伐，加拿大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加拿大是拥有海外印度裔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人口大约4%（大约130万人）都有印度血统。在近期的尼贾尔遇害一案之前，印加双方还对签署有关汽车、农业和信息技术的早期贸易协议表示乐观。然而，大好形势却急转直下。

6月初，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加容纳锡克分裂主义分子‘对两国关系不利’。”随后，本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尼贾尔”便遇刺身亡。之后，特鲁多政府似乎揪住印政府的“小辫子”不放。

据报道，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的前几周，加拿大与其他“五眼联盟”国家进行情报讨论，特鲁多要求盟友们公开谴责对尼贾尔的谋杀。在新德里G20峰会上，莫迪与诸多国家领导人都举行了双边会谈，唯独未与特鲁多单独会面。会后，印总理办公室公开批评特鲁多政府涉嫌容忍“加拿大极端分子的反印活动”，而特鲁多则表示了他对“外国干涉”的担忧。随后，双方的龃龉化为实际行动。加拿大先是取消了原定于10月份访问孟买的商务代表团，而后双方冻结了已经持续六轮的早期贸易协定（Early Progress Trade Agreement ）的谈判。

长期以来，加庞大的锡克教移民社群中的激进主义问题，一直是致使印加关系震动的根源之一。而印对加国内印度族群的关注，反过来又给予加拿大把柄，后者以此指责前者“长期干涉其内政”。

自特鲁多2015年就任加总理以来，锡克教徒便成为悬在印加外交纽带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时，特鲁多一口气任命了四位锡克人为内阁部长，其中就包括位高权重的国防部长哈尔吉特·萨詹（Harjit Singh Sajjan，中文名“石俊”）。特鲁多甚至调侃“加政府里的锡克教徒比莫迪政府里的锡克教徒还要多。”然而，特鲁多对加锡克教徒的关注不但未博得印锡克教徒好感，其在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擦边行为”，反而导致印加在锡克教议题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2017年，时任印旁遮普邦首席部长阿马林德尔·辛格认为加锡克国防部长石俊与海外锡克分离主义者有所勾连，拒绝与之会面。同年，特鲁多出席多伦多的一场锡克教活动，该活动因展示分离主义的旗帜和海报引发舆论强烈不满。2018年，特鲁多访印邀请了一名企图谋杀印内阁部长的锡克教男子贾斯帕尔·阿特瓦尔（Jaspal Atwal）作为随从。尽管加后来取消了这一活动，但仍招致印方谴责。虽然特鲁多向印度保证“加不会支持任何企图在印重启分裂主义运动的人”，但他仍强调“尊重抗议者的言论自由权和集会示威权。”由此，与其相信他所谓的“保证”能安抚印度，还不如说是在拿“民主自由”当幌子糊弄印度。

2020年，印政府修改农业法的举动激起印广大农民的反对，最终莫迪不得不放弃对农业法进行全面修订的计划。由于特鲁多发言支持抗议的农民，于是乎又成为了印方用来指责加拿大干涉印内政的证据。

G20峰会上，莫迪向特鲁多表达不满（美联社）

尴尬的“五眼联盟”成员国

当下，美国企图拉拢一众西方盟友提升与印关系以实现其“反华”“遏华”的战略目标，因此印加外交风波势必将美英等国推向两难境地。根据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Derek Grossman的说法，“拜登政府在印加这一爆炸性新闻中处于‘不胜’（no-win）的境地。如果拜登政府站加拿大，那么印就会勃然大怒，并再次质疑美的忠诚。如果美国站印度，那么美就是在和北约盟友唱反调”。

在特鲁多国会讲话引发印加外交纠纷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娜·沃森表示，“美对特鲁多总理今天早些时候提到的指控深表关切。”此后，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希望印在该案件上与加拿大合作”。美国家安全事务助力苏利文表示，“无论事关哪国，美国都会坚守原则，认真对待这些指控”。

英国方面表示英方正与加拿大保持继续合作，“加当局正在调查中，不宜作进一步评论”。澳大利亚方面说“澳大利亚对这些指控深表关心，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尊重主权和法治”，同时表示该国正与伙伴密切关注此事，并已向印高层转达了关切。

美英澳三国既是加的传统盟友，也是拥有海外印度族裔较多的国家，实际上皆处于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但从各国发言表态来看，美英澳忌惮对印言辞过于激烈而惹恼印度，加上特鲁多政府迄今仍然不出有力证据，美英澳等国恐长期处于“左支右绌”的窘境。

出路何在？

对加拿大而言，加方之所以在这场风波中谴责印度，一大原因就是其国内数量庞大的锡克教族群带来的政治利益。对印度而言，“庇护分裂分子”的特鲁多政府是两方交恶的罪魁祸首。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将已十分紧张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推入深渊。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特鲁多政府还是莫迪政府，其所作所为无非是将政治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双方均未能正视锡克教徒问题，或是刻意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

首先，特鲁多政府似乎并未正确处理作为族群的锡克教群体和极端卡利斯坦分离主义者的关系，笼统处理锡克教分离主义问题极易损害在加锡克教徒的感情。前者作为国内少数族裔当然值得加政府保护，但这些人对于印度国内锡克教徒的同情是从坚持民主法治的立场出发，希冀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他们的权利，并不支持暴力活动；后者则是流亡在海外，将政治利益诉求诉诸于暴力行动的神权宗教家，二者的目标并不一致。

其次，如同印外长苏杰生所说“除了为选票利益，还想不出来为什么加拿大百般纵容分裂分子”，即使特鲁多政府希望讨好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锡克教选民，他们也需要弄清楚广大锡克教群体是否认同他的做法。

锡克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林德·辛格表示，随着新一代的加锡克教徒达到投票年龄，他们自己和国家都将这个群体看做“恰好是锡克教徒的加拿大人”，这类群体的政治忠诚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随着锡克教徒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们更关心和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而不是所谓陈旧话题，即“谁迫使他们的祖先来到加拿大？”

在特鲁多失败的G20峰会之旅结束后，一些锡克族群对特鲁多表示愤怒，因为印政府提出的公共安全报告中指出“锡克极端主义抬头明显”，而事实是“这种情况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了。”此外，加拿大并非只有印度裔锡克教徒，还有37万非锡克教徒，加拿大不能一方面“呼吁非锡克印度裔社群不要恐慌”，另一方面又助长两方的对立。

对于印度来说，无论外界是否相信印度特工杀害了加锡克教领袖，印度都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道义性深信不疑——因为分裂主义对主权国家的冲击，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海内外卡利斯坦运动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一片气候？甚至足以让印度对加拿大锡克极端分子除之而后快。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印政府暴力清除国内极端锡克势力已经使“锡克建国运动”丧失生存空间，印国内的锡克教徒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为锡克教徒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想法，国外的卡利斯坦运动也只有少数支持者。

海外锡克教徒问题之所以近期又掀起波澜，重要原因是莫迪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引发国内少数族裔恐惧，甚至蔓延至海外印度裔社群。在莫迪政府治下，印度教徒对穆斯林、锡克教徒等少数宗教族群生存空间的挤压已是事实，这自然引起强烈抵触情绪。再加上莫迪政府明知道自己的做法违背民主价值，生怕“境外势力”勾结国内受压抑族群，因此对于这种内外串联格外“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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