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对新疆棉疯狂抹黑之际，40年前曾搭火车、靠沿途民众送粮票游走大西北的香港人冯炜光，决定以自驾游的形式重访新疆，实地了解棉花田的真相。

旅途中，他在媒体上连刊数篇游记，记录自己所见所闻，并多次浮想、对比香港社会现状。

观察者网近日同冯炜光先生聊了聊他的这趟新疆见闻。采访上篇聚焦一个香港人视角下的新疆行；本文为采访下篇，侧重香港与新疆乃至内地在社会心理、文旅服务层面的比较。

观察者网：您在游记中经常边游边对比、反思香港现状。我读到您多次感慨，内地的人能跨越千里，从东北、深圳跑到新疆创业、工作，而香港的“黄丝”年轻人却“连迈过深圳河也不愿意”。那在您看来，这心理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原因？

冯炜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典型的负面刻板印象。他们会觉得内地除了几个大城市，整体是落后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内地很多二线城市相当宜居，比如我现在长住的中山市，它还有一个很不错的高尔夫球场；而很多香港年轻人很喜欢喝的一个奶茶品牌，就诞生于广东江门。

在广东中山骑行（作者供图）

内地不同地域间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但这是难免的，毕竟即使是香港内部发展也不平衡，而我认为内地的发展，整体还算是相对平衡的。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南亚的书，了解到受殖民历史影响，这些东南亚国家会把很多资源汇集到首都，而首都以外的城市与首都相比，发展能差好几个级别。而在内地，相较而言，差异没那么大，至少我在大湾区感觉不到这种情况——比如北上广深能用的外卖软件，中山也可以用。很多香港年轻人总觉得香港的生活最方便，对内地当下的这一发展不甚了解。

除了负面刻板印象，也因为很多香港年轻人长期存在着一种傲慢心理，以至于一叶障目。且不说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城市，也有发达和不发达的地方，不论是东京还是纽约都有好与不好的一面，香港也是如此。若用无人机俯瞰香港，会发现香港有些地方相当混乱，这里摆一个货柜，那边是一个废车场，这些场面与香港中环的金融中心是云泥之别——但是，这也是香港。我们不少香港年轻人缺乏这种自我反省的视角。

刘德华出演的一部电影《失孤》，讲述了一位父亲千里寻子的故事。这电影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一些香港人对内地的负面印象。我记得数年前我来内地，个别不是很喜欢来内地的家人就同我开玩笑说，“阿冯，你带孩子回内地，要是不见了，怎么办？”这种自高自大的态度，再加上对内地的不了解，造就了很多香港年轻人“不想过深圳河”的心理。

观察者网：心理层面，除去这两点，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以前和几位经常往返两地的香港青年聊过这话题，有位告诉我，不少香港年轻人会担心成本和风险——在香港，有相对熟悉的资源和人脉；一到内地，可能就得从零开始。

冯炜光：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谈。如果是旅行，出发前做好计划，很多风险就相对可控。比如我有位内地朋友，是个年轻女孩，去埃及旅游，我提前提醒她，到埃及留意下饮用水的问题，很多游客喝了会拉肚子；其他常见的问题，她也都做好了准备，所以整趟行程很顺利。我有次凌晨4点出俄罗斯的某个机场，接我的司机用简单的英语提醒我，“先生，天还没亮，你最好到酒店安顿，天亮了再出来，毕竟这里的治安不是很好。”就像在罗马经常被人偷钱包、纽约的地铁又脏又乱，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多少都会遇到这类风险，提前做好防范能安全很多。

如果是工作，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事实上，西方媒体某种程度上会将西方描述得比较正面，对于偏负面的新闻如枪击、性侵案等，多是简单略过；但是，对于我们国家，只要出现一两件不好的事，他们就会疯狂放大，而香港的年轻人对内地的印象很容易受这些媒体的影响。

另外，我也对很多香港年轻人说过，去一个地方旅行和去一个地方生活，不是一回事。比如，香港有些人喜欢去日本，我会跟他们说去日本生活和去日本旅游是两种感觉，而在中国，大家同文同种，隔阂相比要少很多。

观察者网：一方面，想法受外界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观点指出，四、五十年前经常强调的“狮子山精神”，在现在香港年轻一代的身上有点淡了。

冯炜光：确实淡了一点。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点是因为时至今日，“狮子山”这一文化符号原本的积极意义被模糊了，混进了其他一些概念。如“黑暴”期间，有人三番四次地跑到狮子山挂横幅，借此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换言之，当下再提起“狮子山精神”，概念未必纯粹。也因此，你或许可以留意到，现在不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香港主流媒体，都很少提及这词。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部分港人对内地的刻板印象问题，随着这几年大湾区建设的推进，这一情况有没有好转？还是说，实际上“信息茧房”越来越厚了？

冯炜光：香港人内部存在多种分野，譬如政治分野。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一些向来比较支持国家的香港人确实往返两地更为频繁。比如我有留意到，星期日回香港的人变多了，因为很多人周末来内地居住、休息。像我经常搭乘从中山港到尖沙咀中港城的轮渡，在一些节假日会因乘客爆满而买不到票。

在政治分野之外还有阶级分野，可以简单分为精英阶层和一般阶层。比如我最近因病去香港的一家医院，接诊的医生是这类病情的专家，对两地的态度也比较开放，但仍会特别提醒：“冯先生，你住在大湾区，要记得回来复诊。”他们总觉得香港同内地存在一种界限，这种界限绝对不是所谓敌我，也不是“我不是中国人”的心理界限，而是潜意识里认为两地隔得很远，就像我们香港人去澳门，总觉得是去一个特别的城市。

我当时就回复医生：“其实我坐船回中山只要1.5小时，再算上半小时的网约车，前后只要两小时就可以到家了；而坐车从港岛到屯门、元朗，若遇到堵车，可能都不止两小时。”后面这点，我真的经历过。我妈妈住养老院，有次因呼吸问题急需送到屯门医院。当时我正在港岛同一个立法会的朋友吃饭聊天，从那边急找一辆车赶到屯门，中间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我坐船回中山的时间。

图自作者朋友圈

多次亲身体验过，就会知道往返香港-内地两地，其实同在香港内部活动没什么分别，而且过关并不像一些香港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很多香港人将过关想象成空气闷热、通道挤满人，甚至有人闷到晕倒——实际上，像在中山港，说过就过，根本没那么多事。

观察者网：您在游记中多处提到，不管是餐饮服务员还是路上遇到的路人，都对您非常友好。与此相对照的是，很多游客尤其是内地人在香港的旅游体验并不是那么的舒心。比如，我有次在粉岭一家餐饮店用普通话点餐，柜台服务员就很不耐烦地表示“唔知你讲乜”，后来是后面排队的顾客帮用粤语报菜名才完成点单。

针对这类问题，网上有过很多探讨，尤其是前阵子国泰航空出现“毛毯事件”后，东亚地区有不少游客反馈，不单单是针对内地人，很多其他地方的非白人在香港也会受到歧视。而且，仅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相比海港城这类大商场，越是街头的门店，服务员的态度似乎越糟糕。

冯炜光：这里头需要逐点分析。第一，这个观察是正确的，香港基层的店铺对内地人或者说非白人的态度是会差一点。

对待白人，其实他们的态度也不一定是好，只不过因为要讲英文——香港人称之为“讲鸡肠”——大家心理上多少会有一些负担，所以不会有过于明显的不礼貌，甚至他们想表达不礼貌都表达不了。而与内地同胞交流，就算大家是“鸡同鸭讲”，其实也只是某些词汇难听懂，听多了基本上都能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当他表达不满时，内地同胞能大概知道，也因此很容易产生冲突。

另外，香港人向来说惯了粤语，说普通话确实不流利，一些词语的读音还相差甚远。比如啤酒，广东话读“ be1 zau0”，普通话念“pí jiǔ ”，我也是和内地交流多了才大概听懂。中国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但对于香港一个基层的服务员而言，他不一定有这样的觉悟，心里听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就会很厌烦，认为最好不要服务你，找一个说得明白的人服务会更方便。

再就是社会心理。毕竟英国“殖民”管治香港长达156年，即使香港回归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一些香港人仍难改被“殖民”心态，认为白人高人一等。而在对待内地人时，一定程度上，部分香港人从“一国两制”的安排中获得一种优越感，并基于此构建起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并非国家认同，他们也不会认为香港是一个“独立国家”。

如果要类比，可能有点类似早些年的上海人，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上海同胞曾骄傲地告诉我，“全国每6个人里，就有1个是我们养起来的。”现在的一些香港人有点像当年上海人的那种心态，认为如果不是自己有东西比其他地方的人优越，就不会有“一国两制”；如果不是自己比较优越，国家也不会对自己这么重视。自认为优越，现在却要服务对方，他们心理上难免有抵触。

还有一点是逆反。就算心里很不喜欢，他们也不能不承认内地游客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之一，而且数量庞大，带来很多生意，经济贡献巨大。因此，他们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觉得“你不要这么麻烦，差不多得了”。也因此，假如中间突然有一些事，譬如要推一辆婴儿车进来，或有些食物搞错了，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不耐烦的情绪。

最后提到一点，互联网传播很容易将一些问题放大。

观察者网：确实如此，人们往往对负面信息更感兴趣，因此，媒体和自媒体为了流量会更热衷于传播负面内容，导致两地民众对彼此的嫌弃一点点加深。除了鼓励大家尽可能地亲自到当地去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

冯炜光：香港政府和香港媒体是要多做一些宣传，不能任由负面信息在媒体上肆意发酵。此前因“黑暴”问题严重，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满街都是对香港国安法的宣传；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多做做关于两地融合的宣传。

在新疆，你能经常看到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样的口号标语；而在香港，你几乎看不到与内地同胞民族融合相关的宣传，既没有“普通话和广东话都是中国人的语言”之类的标语，也很少有“我们是一家人”之类的宣传片。

香港一些茶餐厅的服务态度是出了名地差。我记得2000年初刘德华还拍过广告，直言“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够嘅”（“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号召香港社会改善待客之道。而现在，既没有正面呼吁香港人改善态度的广告，也没有鼓励两地民众互相包容的宣传。这点其实应该多由香港政府来推动，香港政府也经常做一些宣传短片（TVAPI，TV Announcemen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普通媒体很难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最多也就是做一些采访。

另外，我一直鼓励香港的中高层官员来内地一些城市如乌鲁木齐、银川、拉萨、长春等地挂职。在这边，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民政、财政等问题，也可能接触到民族事宜，这样就能对我国的民族问题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后也能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帮国家说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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