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学人》，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沿着“量子大街”步行，你会发现这里是世界上尖端科技公司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仅仅数年时间，数十家公司从无到有，撑起了一条量子计算供应链。他们的产品包括部分全世界最先进的商业化技术。整个新区才建成不到10年，在那之前，这里最现代化的技术是农用机械。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看似难以置信的地方：在中国一个相对不太出名的省份——安徽省的省会，合肥。

中国的增速正在放缓，但经济奇迹在合肥依然显得生机勃勃。从2012年至2022年，这座拥有960万人的内陆城市，其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曾经被视作贫穷落后的合肥市，今天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轻松超过了中国城镇平均水平（见下图）。

合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中国城市平均水平的比例变化 图自：《经济学人》

这座城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合肥模式”，一种地方政府投资与私营企业的独特组合，带动了高端制造业、电动汽车、生物科技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今占据合肥工业总产值的56%以上，而2013年的比例不足27%。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合肥本地人邢自强认为，不管地方政府官员做了哪些努力，似乎都是“产业政策与私营企业活力恰如其分的结合”。

这种增长模式正是中国领导人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设想。合肥的科技发展响应了中国领导人关于引领“工业革命4.0”的号召：通过开拓新兴产业与供应链，摆脱以廉价制造业、债务驱动的房地产为代表的“低质量”增长模式。这一愿景尤其关注那些错过了沿海省份互联网经济热潮的内陆城市。如能落实这个愿景，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轨迹将更类似合肥，而不是今天的深圳、杭州等科技中心城市。

全球领先的液晶显示器厂商京东方的部分主要工厂就设在合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电动车企业蔚来也是如此。中国语音识别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企业科大讯飞由合肥本地的大学创办。中国最先进的内存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也是由合肥地方政府出资共建的。

外国公司也认可了合肥的效率。德国车企大众多年来在合肥设有制造工厂，大众今年年初宣布，计划在合肥投资10亿欧元建立一个电动车创新设计中心。在中国沿海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这样的创新中心并不多见，尤其是由跨国企业所投资。很少有内陆地区能够聚集足够的人才、物流与供应链来培育这样的中心。但大众汽车中国区负责人贝瑞德（Ralf Brandstatter）表示，合肥为建设这样的设施提供了充分条件。

不灭梦想大道

合肥的成功引发了众多外界的好奇心。相对不那么发达地区的政府考察团一轮接一轮地造访这座城市，希望能带回“创造经济奇迹的魔法”。合肥一家国有投资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招待其他城市代表团的时间表，已经排到了一个月以后。

他们很快就会学到“合肥模式”的精华部分。首先是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积极进取的人才资源。合肥深入内陆，距离上海约470公里，错过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腾飞。但合肥的区位决定了，它能够吸收长三角周边相对富裕地区辐射的影响力，这也得益于安徽本地人敢于拼搏、不甘落后的性格。

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迁出。这家中国顶级学府辗转全国好几座城市，最终在1970年落脚合肥。期间，中科大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学者与科研设备。

如今，中科大已经重新崛起，成为全球科技的中心。《毛泽东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主义根源》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托弗·马奎斯（Christopher Marquis）指出，配套教育体系也在蓬勃发展，令合肥市拥有密度极高的优质教育资源。

合肥由此成为先进技术的研发工坊。中科大设计出了中国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在距离物理研究所不远的地方，科学家们正在测试全世界最先进的聚变能反应堆之一——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2015年，合肥一家医院对基因工程工具CRISPR进行了最早的人体实验。从那时起，一个蓬勃发展的生物科学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图自：中国科学院

合肥模式的第二个要素是人才流动。市政府频繁地从当地大学的理工科院系招聘人才，并鼓励政府部门、大学院系和企业之间开展交流，建立信任与人脉网络。一位地方干部在担任政府职务的同时，多年来一直帮助中科大科研人员寻找有市场销路的专利。合肥的企业界人士表示，他们能与当地行政部门的各级官员深入讨论产业话题。

第三个因素是合肥的“链长制”。地方政府在半导体、电动车、量子科学和生物技术等12个产业建立了企业集团。每个集团都安排有一位“链长”：由一名政府官员负责该行业的宏观规划。比如，2020年，合肥市市委书记担任该市集成电路产业的“链长”，市长则主抓显示屏产业。

这些“链长”与国家指定的“链主”合作，通常是某个产业内的龙头企业。政府将政策方针传达给这家企业，后者再与供应链中的其他公司分享信息。东亚前海证券研究所原副所长倪华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企业和官员通过这种沟通渠道讨论国有资本的分配、材料采购以及潜在的供应瓶颈等问题。

当地一家量子计算公司的高管介绍，在国资投资一家新公司之前，官员们会与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进行磋商，以了解新公司将如何融入产业链。一位刚刚在合肥创业的年轻企业家说，要打入这些产业集团的难度非常大。供应链内部几乎没有激烈竞争的余地。相反，其重点在于击败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公司。

该模式的第四个要素是国有资本。当全世界的其他城市把钱花在盖学校、修下水道和为穷人建设保障房时，合肥市政府将资金投入到它所能发现的最有前途的公司中。合肥曾被形容为“投资银行家的政府”。合肥市政府的支出主要流向三个领域，每一处都有庞大的投资组合，涵盖数百个投资项目。

链式旋律

这些投资为市政府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力。京东方和蔚来等公司处于这个庞大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一些更小的公司迁往合肥，就是为了更接近它们。绝大多数公司仍是私营企业，但如果他们符合政府对供应链的规划，就可能吸引到一些国有资本。通过这种方式，整个供应链被一小部分由合肥市政府所领导的国有投资集团连接起来。

近十年来，中国各个省市都在尝试由国家支持的风险投资，融资额高达1万亿美元。不少投资的回报率表现平平，还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关部门去年开展反腐行动，抓捕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大批高管。

合肥为何与众不同？这座城市的国有资本显然从城市的历史与地理位置中获益良多。不是每一座内陆城市都能一边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边不被它“淹没”，或者迎来一所知名大学。“链长制”的密切联结也确保了合肥国有投资集团的每一项决策都能得到产业界指导。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精神。大多数城市缺少运营私募股权基金的经验。他们没有动力去做许多年以后才能收获回报、充满不确定性的赌注。领导干部通常只会在一个地方任职五年。就算某项长期投资取得了成功，届时他们早已调离、无法为自己增添政绩。这种习惯会影响官员们的投资倾向。研究机构佳富龙洲（ Gavekal Dragonomics）分析师Tilly Zhang举例称，许多地方政府会将资金投入到芯片设计，而不是制造领域。因为芯片设计的资本密集度较低、能更快获得回报。

合肥的国有投资集团没有这种限制。当地政府的第一笔大规模投资是在2008年，向京东方投资52亿美元。当时的液晶显示屏产业仍被日本与韩国主导。悲观者认为，中国公司需要许多年才能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但京东方最终选择在合肥建立数座工厂，此后便主导了全球液晶屏产业。

京东方在合肥的自动化工厂

投资电动汽车公司蔚来的风险更高。2020年，当该公司濒临破产之际，合肥市投资了50亿人民币。蔚来将中国区总部与部分生产设施搬到合肥。不到两年，蔚来就起死回生，股价也一路飙升。彭博社报道称，合肥市从原始投资中获得了高达5.5倍的回报。合肥建投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同时投资了京东方与蔚来。从2019年到2021年，该集团每年的投资收益超过50亿人民币。

为了实现中国领导人的经济发展愿景，合肥模式需要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开来。相对更小的城市需要能孕育出电动车、太阳能与芯片等主导产业中的大公司。仅有一条“量子大街”是不够的。

但某一座城市的经验往往会成为全国各地区的借鉴模版。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模式”开创了中国劳动力与外国资本相结合的先河，使中国南方发展成世界工厂。大约同一时期，以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命名的“温州模式”表明，通过家庭储蓄支持的家族式企业，在全国各地的流动销售代理帮助下，也能取得成功。

“合肥模式”能够出口吗？邢自强认为，部分中国内陆城市也具备类似的起步条件，比如优秀的学校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它们也许可以复制合肥的某些投资策略。

然而合肥的成功表明，光有教育、工业和地理条件并不够，政治上的主动性也将发挥作用。“合肥模式”需要进取心与胆识，国有投资集团必须承担并不总能收获回报的风险。如果地方干部没有失败的自由，这种模式将很难在其他城市取得成功。

（原文于8月5日发布在《经济学人》网站，翻译有删节。原标题：“一个不太知名的科技产业城市如何彰显中国经济发展的远景。”An unlikely tech cluster exemplifies China’s economic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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