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因“推动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成果的理解”而获奖，但她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远不止步于此。

10月9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得202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官网发布新闻稿显示，她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学者，戈尔丁的研究揭示了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提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

常年追踪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劳动经济学的性别差异研究领域，戈尔丁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就这一领域而言，如果只有一人获奖就是戈尔丁，她最为突出。如果是两个人获奖，还可以加上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布劳（Francine Blau），如果是三个人获奖还有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贝特朗（Marianne Bertrand）。”他称。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次诺贝尔奖的选择，与其说是注重性别差异研究，不如说是符合诺奖关注的更大方向，即不平等（inequality）议题，“在性别差异研究这一经济学分支领域下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戈尔丁，早在2012~13年期间，对于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呼声就很高了。”

“贪婪的工作”

戈尔丁是一名经济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她研究涉及领域涵盖女性劳动力、收入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广泛主题。

实际上，她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通过过去的视角来解释现在，并探索当前所关注问题的起源，目前她的最新著作是《职业与家庭：女性向平等迈进的百年历程》。

此前，戈尔丁的著名著作则包括《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妇女的经济史》、《腐败与改革：美国经济史的教训》等。

王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05年前后她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生时，最先知晓的戈尔丁著作就是同她研究美国历史中的腐败议题相关，而非性别议题；其后她在性别以及不平等问题方面的研究影响力非常巨大。“她进行学术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视角更长，讲故事的方式类似欧洲学者，但研究方法是仍采用美国学者的喜好（计量经济学）。”王丹说。

当前，戈尔丁最著名的是她对美国经济中女性进行的历史研究。她在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涉及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的历史、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药”对女性事业和婚姻决定的影响、作为社会指标的女性婚后姓氏以及女性在大学本科生中占多数的原因等。

具体而言，戈尔丁分析了200多年的数据，证明收入和就业率方面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的。她看到了避孕药的使用为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加速这一革命性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去年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82%。而在欧洲，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1年女性每小时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3%。

戈尔丁的研究则表明，尽管过去几十年来在缩小差距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差距会很快完全消除。

她将这种差距归因于各种因素，从赤裸裸的歧视到“贪婪工作”等现象。“贪婪工作是她创造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当一个人工作时间更长或对工作时间的控制更少时，每小时的报酬会高得不成比例，这实际上是对需要寻求灵活劳动的女性的惩罚。

2022年，在一次采访中，她谈到，“重要的一点是，这就是两败俱伤。男性放弃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女性往往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在2019年，戈尔丁在一次演讲中，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其在收入性别差距的发现。

她指出其研究的前提是，“我要说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有关，与她们历来对身份、有意义的工作和家庭的追求有关。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性别不平等和夫妻不平等存在的真正原因是公平的代价是如此之高。时间灵活性或控制个人工作时间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种代价变得更加巨大。”

戈尔丁说，问题在于，当工作时间较长、随叫随到、工作繁忙、傍晚、周末或不可预测时，许多工作的时薪要高得多。

在其中，缺乏可控性是最关键的部分，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到家庭承诺。在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有事业和孩子的夫妇中，女方是家里随叫随到的专业人员，而男方则是办公室随叫随到的专业人员。因此，男方的收入比女方高。

因此，夫妇中的一个人从事弹性大、收入低的工作。另一个人则从事灵活性较差、收入较高的工作。

“问题并不在于女性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或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不是管理者有偏见，而是这些灵活性较差的工作报酬更高。”她认为，“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意味着这些工作的时薪更高。从很多方面来看，问题在于工作的结构和我们继承的规范。”

200多年的女性就业数据揭露了什么

戈尔丁将研究中200多年的美国女性就业情况分批处理。

“在 19 世纪下半叶出生、1900年左右大学毕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女性中，约有一半没有孩子，30%没有结婚。这个群体（第一批）中很少有人工作。”她表示，“接下来是过渡人群，她们渴望拥有一份工作，成家立业。”

第三批女性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在二战前后至60年代中期上大学。“在这一群体中，已婚女性可以先成家，等孩子长大后再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在20世纪40年代，禁止已婚妇女从事某些职业（如教师或文职工作）的行为逐渐消失。此外，兼职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对于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并在孩子还在上学时就去工作的妇女来说非常重要。”她解释道，“这个群体先有家庭，后有工作。在这一群体中，只有 8%的人终生未婚，约17%的人从未生育。”

20世纪70年代前后，避孕药的出现让单身女性推迟了结婚时间，并在生孩子之前在事业上投入了更多精力——以事业为目标，然后再组建家庭。

根据戈尔丁的研究，1944年至1957年出生的这批女性结婚年龄急剧上升，拥有高学位和高职业的女性比例也是如此。“这是我的同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从大学毕业。在这些女性中，许多人推迟成家的时间太长了。”她说道，“虽然只有 10% 的人从未结婚，但许多人从未生育。这个群体中所有女性的无子女率最高时达到28%。”

而“对于最近的一批人来说，目标不仅仅是家庭，也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两者都要兼顾。这就是生育率上升的‘职业与家庭’群体。”她表示。

在计算了每个组群中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女性比例后，戈尔丁得出结论：从第三批到第五批，女性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在这三个组群中，女性在其生命周期中经历了更多的“事业和家庭”都能拥有的情况。

但她发现，总的来说，即使在第五批中，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成就的女性也不超过 30%，约为相应男性的一半。

而第五批女性的苦恼在于，她们仍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事业和家庭的成功。

正如前文所述，戈尔丁认为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在某些职业中，灵活性的代价尤其巨大。譬如在金融和企业部门，女性的收入远远低于男性，但大部分的差距是由于她们的工作时间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她们请假的时间造成的。

“当我们说女性的工作时间缩短时，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仍然在45~50小时左右。她们只是没有从事那些需要超长工作时间的工作。在这些行业，休假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个人从事兼职工作的能力有限。而在声称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中，有一半是自营职业者。”

戈尔丁并表示，在通往未来的漫长道路上，必须降低灵活性的成本，可能还必须对工作岗位进行一些调整。“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性别平等不仅仅与妇女有关，男人上班随叫随到，女人在家随叫随到，这对夫妻来说并不公平。当灵活性的成本降低时，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实现了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但这需要男性要求更大的时间灵活性和对工作时间的更多控制。”

女性经济学家的崛起

此次戈尔丁获奖，也意味着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的诞生。

今年又一位女经济学家获得诺奖，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近年来，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美国经济学联合会（AEA）会长人选已显现趋势。

“最终得到诺奖的人，往往已经受到主流经济学界认可，并获得过接近诺奖级别荣誉的经济学家，比如，担任过AEA会长等荣誉的经济学家就有较大的可能获得诺奖。”李仁贵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根据李仁贵提供的表单，从2012年至2021年间，10位AEA会长中，8位或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或者随后获得诺贝尔奖。其中，戈尔丁曾在2013年担任AEA会长一职。

而纵观近五年（即从2020年至已推选出下一任会长的2024年）的AEA会长，李仁贵称，只有2021年的卡德（David Card，为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男性。而2020年的会长为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022年为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罗默（Christina Romer），2023年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塞（Susan Athey），2024年将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珂里（Janet Currie）。

李仁贵认为：“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女性经济学家的涌现和冒头已经成为一种近似常态的现象。”

王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戈尔丁曾经担任过AEA会长，这本身就可以说明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同时，戈尔丁虽然因性别差距议题获奖，但她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广泛且具有前瞻性，譬如在1998年，她就写出了《技术与技能互补的起源》这篇重要论文，这篇文章中对于美国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自动化的探讨对于当今的中国都十分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