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犯罪来讲，犯罪从发生到发现一般会出现时间差，犯罪发生的时间就是犯罪行为从实施到结束整个犯罪过程的时间，而犯罪发现时间则是被有关人员、机关发现的时间。这两个时间在客观上总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发现的时间总滞后于发生时间。从累犯的规定看，累犯成立的时间限制应为犯罪发生时间，而非犯罪发现时间。立法所惩治的重点或累犯制度的刑罚打击方向在于一定时间犯罪内的犯罪行为次数、与此相关的犯罪行为数量、前后犯罪之间的间隔时间，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犯罪人的主观罪过等要素为立法所关注，也因而成为累犯的法定条件。换言之，在累犯制度中刑法关注的是犯罪行为的本身，因此，对累犯中再犯罪时间也要从犯罪行为时间本身去把握，即从犯罪发生时间上去界定。

再犯罪的时间从单个犯罪的角度去看，是犯罪的客观要素，除特殊的犯罪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将时间作为犯罪构成要素以外，犯罪时间对定罪本身没有直接影响，也不是量刑的法定因素。但是在累犯制度中，再犯罪的时间却是确定累犯是否成立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关系到累犯是否成立，以及是否作为累犯进行从重处罚的根据。因此，必须把再犯罪时间作为兼及法律评价和刑事追究的复合要件来看待。累犯是针对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具体犯罪行为而言的，再犯之罪，即是累犯构成的条件，也是累犯从重处罚的载体，因此，再犯之罪必须是应当予以追究责任之罪，否则累犯法律制度将无从适用，从重处罚的规定也无从落实。如果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行为虽已构成犯罪但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累犯就不能成立。

从犯罪发生时间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如从预谋实施犯罪到犯罪得逞有一个发展过程，表现在时间概念上也可以看出一个时间段。那么再犯罪时间应当如何开始计算，也是累犯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施再犯罪行为的开始时间并不等于犯罪行为开始着手。实行行为的着手原本是指实行行为的开始，实行行为原本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因此，着手总是跟具体的犯罪行为相对应的，是区分犯罪行为是处于预备阶段还是实行阶段的重要标志。但是作为累犯看，其再犯罪时间的开始，应当包括犯罪预备行为的实施，如果为犯罪制造工具、创造条件的行为已经开始实施，应认定为再犯罪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应当把握的是，行为人实施这样的预备行为是否和以后发生的实行犯罪实行行为具有一致性，如果具有一致性，应当认定犯罪开始的时间从实施预备行为开始，具体来说包括制造犯罪工具的行为，制造犯罪条件的行为以及为在共同犯罪中进行预谋策划教唆他人犯罪等行为。但是如果该预备行为与后续的实行行为不具有一致性，即该预备行为后来处于停止状态，构成犯罪预备，则需要考察该犯罪预备是否具有可罚性，如果依法具备可罚性，则构成累犯，如该犯罪预备不具有可罚性，又缺乏其他构成累犯之再犯罪的新罪的，则不构成累犯。

我国的犯罪行为是需要被严厉的打击的，此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应当注意相关的刑事法律法规的规定，尤其是在涉及到自身的刑事责任的承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