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苏纳克于11月13日宣布改组内阁，随后人们看到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唐宁街10号，而这次，其将接棒外交大臣一职。

苏纳克的这一任命，让外界舆论大感震惊。卡梅伦重返政坛，也让不少人好奇此前已被苏纳克宣布终结了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是否有望跟着回归。围绕相关话题，观察者网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CISS）中国论坛特邀专家高健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苏纳克为何这时要把卡梅伦拉回内阁？

高健：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苏纳克政府正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最新民调显示，英国工党的支持率已大幅领先保守党。甚至可以说，保守党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持续执政至今已有15年，如今苏纳克内阁的执政地位的的确确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危机。

在这么一个关键时期，苏纳克出人意料地请卡梅伦重回唐宁街担任外交大臣，这行为有点孤注一掷的味道。这说明，苏纳克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危机，并试图通过采取一些务实的外交和内政举措以帮助保守党摆脱眼下的政治困局。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当地时间周一（13日），前首相卡梅伦走进唐宁街10号（AP视频截图）

其次，卡梅伦在2016年下台前，其本人在保守党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是比较强大的，很大程度上比苏纳克本人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所以，卡梅伦作为保守党一个元老级的政治存在，此时入阁，对于苏纳克平衡党内各方势力、尽可能地团结党内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支撑作用。

再次，客观而言，卡梅伦在自己执政时期面对的是复杂的国际局势，而其在处理中英关系方面所具有的人脉影响力及在涉华方面的政治形象，都有助于未来苏纳克在改善中英关系时采取实质性的举措。

观察者网：就最近的民调结果来看，保守党已落后工党约20 个点。一般来讲，在选举政治中，相比内政，外交问题对选票难起主导作用。在英国民众心中，卡梅伦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甚至有的英国人会把英国近些年遭遇的混乱部分归因于他执政时做出的脱欧公投决定。从这角度来看，卡梅伦重返政府，对保守党党内来讲，如您所说，能起到重新凝聚的作用；但对于苏纳克政府的民意支持率，能起到多大的提升作用，这是不是要打个问号？

高健：不要把外交和内政割裂开来。英国是一个商业立国的国家，发展正常的互利的中英关系，特别是加强中英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对于解决英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困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其实即便近几年中英关系不断下滑，英国政府对于发展中英经贸关系始终是抱有很强的期许。所以，改善中英双边关系，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样关乎英国国内经济和社会民生，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

谈到卡梅伦本人，我多说两句。卡梅伦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英国贵族政客，是英国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阶层，入读伊顿公学、牛津大学毕业。其上台时，英国正饱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因此他那时执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而卡梅伦和他任内的财相乔治·奥斯本在收拾“烂摊子”，即解决英国国内社会经济危机方面，确实有着大胆的举措和强大的魄力。如果历史能够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英国脱欧，对于卡梅伦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它从基本建制上打乱了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打乱了当时卡梅伦政府试图施行一系列经济举措以重振英国经济的目标。也就是说，英国脱欧这一结果，不是卡梅伦所期许的，他和他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坚定的“留欧派”，而他本人事先是相信英国肯定不会脱欧的。因此，我们不能就此把脱欧的责任以及后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完全归咎于卡梅伦一人，这是有失公允的。

2020年1月31日晚，在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支持“脱欧”的人们参加庆祝集会。（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刚刚谈到自他下台后，中英关系一路下滑；他本人也被不少西方媒体打上“亲华”的标签。那在您看来，他出任英国外相，可能为未来中英关系带来什么变化？中英加强合作的话，具体的发力方向可能有哪些？

高健：2016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政界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怎么脱欧这个问题上。当时英国国内政治自顾不暇，政局极其混乱，因此根本无力去构建一系列正常的持恒的对外政策，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华政策。

而在对华关系方面，从特蕾莎·梅到鲍里斯·约翰逊，到后来执政短命的特拉斯，再到今天的苏纳克，经过了4任首相，总体来讲，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中英双边关系在过去几年的确是在不断下滑，但其中有众多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外部压力。

特朗普在2016年上台之后，推行了一系列要与中国“脱钩断链”的极端举措，严重破坏了中美双边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要求其盟友选边站队。受制于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国家的基本外交格局，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可转换腾挪的外交空间。也因此，在中美之间，英国在过去几年确实一定程度上出现一边倒向美国的情况。

但在涉及根本经济利益的问题上，尤其是涉及中英双边经贸合作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英国并没有采取过激的对中英双边关系具有实质破坏力的行为。因为这样的政策不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毕竟英国商业立国，自由贸易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相应地，违背自由贸易基本原则，就是从根本上伤害英国国内经济，所以卡梅伦反复强调“英国的特性不仅在于它的独立，而更在于它的开放。我们永远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面向世界的国家”。

具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近些年中英双边经贸往来没有大幅度增长，但也没有出现严重衰退。并且，英国对华投资的热情其实是在不断高涨的，有数据显示，本年度前8个月英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增长132.6%；在教育、文化、医疗、新能源等领域都投入颇丰。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英国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缺乏一致性——您两年前做客《这就是中国》时也曾明确指出过这一问题。考虑到离英国下一次大选的时间只剩一年多点，您认为这一缺陷会持续存在，还是会因卡梅伦的新上任而出现一定的改观？

高健：首先我们要看到最近习近平主席出席了APEC会议并顺道访问美国，中美关系出现转圜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强。中美关系转圜回暖，也为受美国绑架的英国对外政策出现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至于未来中英关系会不会继续出现紊乱的情况，我们需先了解为什么过去几年会有这一现象。

事实上，在对华问题上，英国的心态极为矛盾。一方面，如前所述，它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强大压力，英国国内一些有着强烈冷战意识形态的政客始终视“跨大西洋英美特殊双边关系”为英国外交的根本，认为在对华关系方面必须紧跟美国，充当美国最坚定的西方盟友；另一方面，发展互利、稳定的中英双边关系，符合其国家根本利益。因此，英国的外交心态非常矛盾也很无奈。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最近这几届政府（特拉斯政府可以忽略不计）都有这个特点，约翰逊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就是朝令夕改，缺乏可以预见的一致性。对于一个有志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而言，这种外交风格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一行事风格会极大消耗国家政策的可信度，更会损害自身的外交形象。

举个例子，就是华为5G业务在英国的发展问题。如果我们回到2019年初去梳理英国政府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态度，你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非常配合英国政府对其技术的调查工作，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华为产品对英国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约翰逊政府也深知此事的商业本质，但是，英国政府在是否接受华为5G技术问题上朝令夕改的行事风格，实在令人大跌眼镜。

据我了解，直到今天，英国仍未完全清除其国内的华为5G设施。英国商界很多企业受益于中国华为公司在英国的业务，英国政府恐怕骨子里也知道，将商业行为意识形态化，从根子上说，对英国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020年1月，在英国伦敦华为5G创新体验中心，一人持手机测试5G速度。（资料图/新华网）

我们看到，英国国内的金融界、商界几乎都不赞同对华“脱钩断链”，对发展正常的对华经贸关系有着强烈的呼声和急迫的期许。客观地说，中英双边关系有其独特性，一边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另一边是一个代表着发达国家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今年年初苏纳克曾说过，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还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对西方民主机制划时代的挑战，但是我们用冷静客观的视角来考察中英关系，就可以看到，共同建设和发展互惠共赢的中英关系的理由，远远多于破坏中英关系的理由。

中国和英国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中英关系的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中英关系的正常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凭借如今的经济体量、经济辐射力，也已成为英国绝对不能失去的一个经济合作伙伴。英国需要中国，中国也对发展良性互动的中英双边关系持一贯的、开放的、建设性的态度。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具体，相信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它的现实理性诉求，会为英国构建一个符合其本国利益的、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提供有效的、智慧的支撑。

观察者网：在处理中美关系之余，自脱欧之后，英国在不少国际事件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似乎也没以前那么显眼了。比如俄乌战争和现在新一轮的巴以冲突，英国的存在感相对不高。不知道这一观察是否准确？现在卡梅伦担任外相，您认为他能否帮助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健：毫无疑问，随着英国国内经济民生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几年对英国而言，的的确确是“失去的几年”，它也需要从根本上思考怎样面向21世纪未来的国际格局和国内民众的呼声与诉求，重新调整、规划其国内外政策。

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相较于它曾拥有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今天英国的现实作用和意义的确在降低，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在国际标准制定、在众多国际组织当中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欧洲国家，作为一个在国际上依然拥有基于语言文化的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仍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客观清醒的认识。

在俄乌问题上，英国其实一直扮演着一种反向推动的作用，某些时候甚至表现得比美国还积极。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其外交政治传统就是通过制造欧洲大陆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冲突来获得外交利益，这是它从古至今的惯用手法。换言之，一个相对削弱了的欧盟，对于英国在欧洲地区拓展它的现实外交和政治利益是有利的。因此，英国在俄乌促和一事上，缺乏现实的大国影响力，恐怕还会乐此不疲地产生反向作用力。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一个削弱了的欧盟”，前段时间我看还有声音在探讨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您认为有可能吗？

高健：这是不可能的。英国脱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综合问题，这里面有历史文化情节的差异性因素，也有现实社会民生的需要的原因，等等。同时也不要忘记，英国脱欧和欧盟自身的一些运作机制也有关联——欧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德法所主导的欧洲政治存在，而英国想要拥有完整的独立的国家主权，这一诉求不会改变或消失。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从俄乌战争到中东冲突再到其他问题，可以说今天的欧盟在地缘政治中吃尽了苦头，欧盟自身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而欧洲的总体政治格局及其经济发展趋势也令人堪忧。

就这些角度来看，英国选择再次回到欧盟，恐怕只是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玩笑话，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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