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价策略玩不转,“葡萄酒一哥”张裕第三季度净利下跌20%
2023-11-01
更新时间:2023-11-01 11:09:39作者:无忧百科
“咔哒,咔哒。”
深秋的周末,阳光照进屋子,安静的室内只有脚踩鼠标的声音。这是蔡磊在电脑前工作的标志。
2023年10月末,距离这位京东集团原副总裁确诊渐冻症已经过去了4年。他已无法久站,两条胳膊绵软地垂在身体两侧,双臂功能几乎全部丧失,肩膀也严重塌陷。
蔡磊仍在工作,用他更习惯的表达应该是,蔡磊仍在“战斗”。
一个度过艰苦的童年和少年、在竞争激烈的商海打拼、在互联网浪潮中持续创业的社会精英,一个永远相信奋斗的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强大的对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迎战。
蔡磊在确诊后的一个月内决定,倾尽所有资源攻克渐冻症治愈难题。此后的4年间,他以“颠覆行业认知”的方式进行科研和制药,并将其视为“最后一次创业”。他试图把患者、临床医生、基础科学家、制药企业、研究院所、投资机构之间的壁垒打通,让资金、技术和生产线逐个连接。
目前,他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库,呼吁上千位病友捐献出脑组织与脊髓组织,说服上百位基础科学研究者将研究方向转向渐冻症,推动超过100条制药管线的临床试验。
当厄运选中的是一个强者,他给出的答卷是让一个看似疯狂的计划无比坚定地持续运转。
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止蔡磊为生命“创业”。疾病正在迅速摧毁他的身体,但藏于脆弱躯壳内的强悍灵魂,却未能被撼动丝毫。
蔡磊正在工作。李楚悦 摄
“只有我这里有希望”
蔡磊无法再打字了。在他的工位上,电脑屏幕前放着一支麦克风,键盘被竖起来藏在了屏幕背后,鼠标则被放到桌子中间。
“蔡总目前的状况,几乎所有事情都需要别人帮忙。”生活助理张姐说。她照顾了蔡磊半年,眼看着他的胳膊从原本有一些微弱力量,到目前完全无法自主控制,颈椎也不再活动自如。
10月28日,蔡磊与身患癌症的财经专家叶檀对话的视频在网络上发布。
“派一个人盯着数据,抖音、百度、微信、b站也都看一下。”蔡磊安排助理工作,然后在电脑前坐下,打算转发这条视频,并配上一段话。
他先是对着话筒说出想要表达的文字。因为发声系统的肌肉受疾病影响,他说话不再清晰,语音无法准确识别。转化成文字后,他再挑出错别字,修正内容。
输入文字的动作被逐个拆解。他需要一个人帮助他把右手放在鼠标上,依靠身体甩动胳膊在屏幕上的键盘进行“选择”,脚底的踏板则代替手指,完成“点击”。相比于手指点击鼠标,脚踩的点击声更强劲响亮,回荡在整个办公室里。
“右脚现在也不太行了。”因为长时间依靠右脚点击鼠标,每天回复上千条微信,让原本就受影响的腿部肌肉加重了负担。
在几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完成这段内容的发布,他花费了15分钟。设立在小区里的办公室,每一面墙上都挂着时钟,无论身处房子在哪个角落,一抬头就能看到时间。
和命运抢夺时间,是蔡磊现在唯一重要的事。
周六下午2点,一个病友的家属乘坐6个小时高铁前来拜访。几乎每天都有病友前来。同事详细记录了病友的情况,追问检查的细节,蔡磊听后给出回应,“还是很幸运,2022年确诊,我们已经拼了3年了”,并且表示,“或许只有我这里有希望”。
4点,他接待一位药企合作伙伴,进行了一场商业谈判。一个多小时后,蔡磊走出会议室,送走来访者,脸上带着笑意感慨,“谈判是最累的,要说服他……”语气里充满来自商业精英的自信。
周日下午,蔡磊见了企业的高管,“在拉投资”,那是他擅长的领域。
周一下午,安排了和刘畊宏的会面。办公室里涌入好几个拍摄团队,他坐在高强度的灯光下对着三四个镜头聊了一个多小时,探讨直播带货的经验,也聊创业的艰辛。
10月30日,刘畊宏(左)来访,与蔡磊、段睿夫妇交流。 李楚悦 摄
每天工作16个小时是蔡磊的日常。通常他会在9点多抵达办公室,开始回复消息、安排工作、开会、接待各类来访者,直至晚上7点走进一墙之隔的直播间,10点半左右离开直播间,回到工位再工作1小时左右,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
无论在过去健康时还是此刻身患重疾,蔡磊的工作强度都远超于绝大多数人。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他从不休息,从不旅游,没有任何节假日、年假,除夕和大年初一到初七都在工作。
“渐冻症细分类型复杂,蔡磊属于比较典型的连枷臂综合征,算是渐冻症里病情相对进展缓慢的类型,平均生存期一般在七八年。但他持续高强度的工作,目前的病情发展的有点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神经科主任樊东升教授说。他是渐冻症领域的专家,也是蔡磊的主治医生。
渐冻症学名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是一种运动神经退行性疾病。尽管尚未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但有迹象显示,渐冻症或许与高强度的脑力或体力运动相关。樊东升记得,他遇到的另一位患者是一位刚刚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年轻姑娘,是个长跑运动爱好者,“过度运动有可能是诱发因素之一”。两个世纪前,正是在一位美国棒球运动员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疾病。
“这个病对于应激状态的应对能力比较弱。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的持续过度压迫,使人人处于应激压力之下,细胞承受不住就死掉了。”樊东升说。
“我以前确实比较crazy(疯狂)。”在企业工作时,蔡磊对于手下的团队要求极高,下属迟到、过长时间的午休,晚上10点见不到人,凌晨12点电话打不通,他都无法忍受。
“因为集团的事情8点到10点讨论结束。我真正空下来,就得到12点了。凌晨12点到1点,我经常同时开10个会,10个微信群同时进行。”蔡磊回忆道。
生病之后,他开始慢慢理解许多人在工作上无法做到如此。身体原因、家庭原因对工作的影响,成为他逐渐能够感同身受的事情,“现在办公室里有人午休到两点多,我不会去叫醒他们,还会轻手轻脚,他们太累了。”
但对待自己,蔡磊仍然苛刻。直到现在他也不会单独辟出时间来吃饭,生活助理给他喂饭的时候,他仍然盯着电脑屏幕。
除了个别至交,他谢绝所有探望和安慰。“我不需要安慰,这对救命也没有任何帮助。”对于现在的蔡磊来说,在找到攻克渐冻症的方法之前,一切不必要的行为都是浪费时间。
“我从来没变过”
蔡磊个头不高,相貌寻常,但他的目光难掩锐利。如果只看他的眼睛,几乎无法察觉这是一个罹患绝症的病人。
说话时,他常常在表达完一个判断性的观点之后,加上“对吗?”这样的反问,语气里充满不容置疑的自信。倾听时,他习惯长久地直视对方,从无框眼镜里穿过的目光里从未展现过虚弱,相反,这是唯一可以窥得被禁锢在绵软病躯里强者灵魂的地方,平静、理性,充满生的意志,坚不可摧。
这是蔡磊40多年来始终保持的刚毅姿态。
2019年9月,确诊渐冻症时,蔡磊手头有四个创业团队,管着六七摊子事。在大集团,并不是所有副总裁都如此。“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蔡磊说。
他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没有谁强迫我加班,但我晚上总是工作到很晚,被人说是工作狂,可是我真的很有热情,尤其是面对棘手复杂的问题,事情越棘手、越难搞、越有挑战,我就越充满激情,越觉得又是我发挥能力的好机会,工作干的越爽。
确诊那天,从北医三院的诊室出门后,蔡磊没有取消任何工作安排,按计划直接去见了合作伙伴谈事情。
“拼命”几乎是蔡磊的本能,这种本能或许从童年开始逐步生长。
蔡磊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他从小在河南商丘的部队大院里长大,家庭条件艰苦,“到月底经常吃不饱饭”。与此同时,浸泡在军队思想教育的环境之中,在无数次观摩的《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露天电影里,在要求反复背诵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句:“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熏陶下,“战斗”成为生活的代名词。
最开始的“战场”在学业上。上初中时,蔡磊要求自己考试时只用一半时间答题交卷,并且要求拿满分,发誓“考不到第一名就把头磕烂,好在也没发生过考第二名的情况”,但他很快发现,因为在同学中过于出众,自己没有朋友。
在今年出版的自传《相信》中,他自己忍不住感慨,“我几乎是在用别人双倍的速度回答着人生这份考卷……老天爷大概也掐着表,在我人生半程刚过就提前过来,想要把卷子收走。然而这一次我还没答完,也不愿离开考场。”
上高中之后,蔡磊决定隐藏自己的实力。对于那些他认为不重要的学科,就把分数考到及格线,有时候干脆不写最后大题。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再孤独,交到了很多朋友。
蔡磊提前一年参加了高考,“连钢笔都是临时借的”。他按照父亲的意思考入了财经大学,但也为此抑郁了三年。蔡磊的个人兴趣完全不是财税这样的“文科”,他对前沿科技有极大兴趣,尤其是物理学,梦想是当科学家。工作之后,无论多忙,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要刷一刷目前科学界的最新技术发展信息。
中学时代,他自学了大学物理的内容,大部分课堂时间他都没有在听讲。初高中的那几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因为百无聊赖,少年时代的蔡磊研究过周易、八卦、外星人。他觉得自己的资质完全应该去读少年班,“只是缺少这样的机会”。
原本他有许多爱好,乒乓球、足球、篮球、摄影……“因为我精力太旺盛了,只要做点什么,都能做得不错。”
工作之后,时间匮乏使大部分爱好不得不放弃。开车曾经一度是他在百忙之中唯一能给自己找点乐趣的方式。“喜欢那种驾驭的感觉,你能理解吗?”他反问道。机械拓展人的力量、速度和能够抵达的边界,“如果以后机器人出现,我应该会更喜欢操纵机器人。”
无论是驾驭汽车还是人生,40岁之前,蔡磊始终得心应手。唯一一段称得上“走了弯路”的经历是第一次考研。因为崇拜朱镕基,他选择在考研时临时改变了方向,从原来的财税改为朱镕基当年所选择的“国民经济学”,这是他“几乎一天都没学过的科目”。由于这个临时改变,尽管总分名列前茅但单科没及格而无法录取。
“它或许是个错,但我并不后悔。”蔡磊说。
第二次考研之前,蔡磊当过两三年公务员。聊到离开体制内的原因,他坦诚相告:“你想听实话吗?实话就是,没有钱。”那时候,蔡磊短暂交往过一个女朋友,但他当时的收入无法支撑这段感情,他感到受挫。
尽管在工作领域拥有绝对自信,但在情感的阵地上,蔡磊却比普通人要压抑保守得多。读书时,蔡磊曾经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在教室里自习时,只有他们两个人,“我始终没有向她开口说话,尽管这四个小时里我一个字的书也没看进去”。
研究生毕业后,蔡磊先后在三星、安利、万科、京东几家公司工作。2014年,他当上京东副总裁。但这些年来,他很少感到快乐。
“我虽然很努力地长期从事财税工作,但我从来不喜欢财税专业,至今不喜欢。”蔡磊说,“集团在海外上市之后,我认为我完成了财税人的职责和使命。当时有不少房地产企业来挖我,他们希望有互联网背景的人加入,我都拒绝了。”他选择了在京东集团内部进行创业,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
工作时,蔡磊的状态始终是“只要公司需要,永远彻夜战斗”。互联网行业原本就竞争激烈,“拼不一定能活,不拼一定死”,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话。
“从2015年后的七八年里,基本上一年多创业一次。实现融资数亿元,但我个人收入不加一分钱,一般也没有股份,我觉得能创造新的价值,我就愿意去弄。”蔡磊回忆道。
自我背负的沉重责任让蔡磊感到疲惫。他很少吐露,永远选择硬扛。生病之前,蔡磊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因为严重超负荷工作,常年偏头疼。
许多人问过蔡磊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知道会得这个病,之前的人生还会这么拼吗?他给出肯定的回答:“哪怕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了绝症,我要死掉,我也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我的追求。”
“唯一的遗憾是没能救活我爸的命。”蔡磊说。
在他读大三的那年,父亲肝硬化晚期,“当时原本可以做肝移植的,但需要几十万(元),是我没有能力。”他把父亲得病后未能救治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无能。
现在,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要救包括自己在内更多人的命。
在北医三院住院检查的那段时间,蔡磊几乎是习惯性地对自己提出“拯救50万病友生命”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要求。“我在确诊的第一个月里就坚信一定有办法治愈”,那时候他甚至尚未进行太多科学分析,但无比坚信“这件事如果必须有一个强人来完成,那只能是我”。
他并不觉得自己的想法疯狂。攻克一个世界级的绝症,甚至是他乐于去挑战的事情。“我从没变过。”蔡磊毫不犹疑地进行自我总结。
“每个人追求不同,就像过去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解放人民,选择走上战场,生死未卜。这就是追求,对吗?”二十多年党龄的蔡磊发出不容置疑的反问。
“如果我做的事很多人不理解的话,那是普遍缺乏信念。”蔡磊说。有人对他坚定的信念提出质疑,他不以为意。
“有的人只活在短期利益里,别人炒房我也炒房,别人炒股我也炒股。”蔡磊在房地产行业从业多年,他从没炒过房,除了公司发的股票,至今没有个人的证券交易账户。
“站到弱者那一边”
10月28日,“蔡磊说渐冻症病友被骗不下百亿”的词条登上热搜榜。
“我给你算笔账,我们10万个病友,每个人被骗10万块,就是100个亿。”财务出身的蔡磊迅速给出一个数字,然后补充道:“如果这100个亿能投入到药物研发呢?”
确诊后的这几年里,蔡磊在尝试各种偏方、大师、治疗方案上花费远超过10万元。最终,他得出的结论,除了推动科学进步,别无他途。
“不是我不信,我不管你是什么大师,哪怕是王母娘娘,只要有效就行,你要给出证明有效的证据。”他不想放过任何生的可能性,但同时理性要求他,只看结果。
在被骗了一圈之后,蔡磊决定从源头解决问题。渐冻症这样的罕见病之所以难以治愈,一方面是它病因复杂,主要发病器官是大脑和脊髓,无法在患者生前进行活检;另一方面,是患病人数少,很难掌握足够的研究数据。
蔡磊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全球最大的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库,而且是“以患者为中心360度全生命周期数据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无论探索渐冻症病因还是推进后续药物研发,掌握数据信息是第一步。他建立起“渐愈互助之家”,目前已经有触达超过1万名病友。
紧接着,蔡磊开始尝试推动更多突破性的渐冻症药物研发,但很快意识到,无论是患者、药企还是科学家,都只能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努力,各自的使命与追求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使得科研和制药的进程无比漫长。
蔡磊等不及了,面对命运突然降临的厄运,他绝不允许自己坐等他人施以援手。他一定要做点什么。
多年工作经历让蔡磊对商业逻辑、社会运行逻辑有足够纯熟敏锐的把握,他深谙“任何事业如果想要长久地运转下去,必须符合其自身运转的逻辑”。想要推动渐冻症治疗体系发展,绝不能倚靠爱心、道德、情怀,也不应该将这些作为绑架他人参与的工具。
更快的办法是患者自救,但病人在这个链条中是绝对的弱者。现在,命运安排了一个强人站在了弱者的阵营里。
“这件事只有我能做”,蔡磊甚至感到庆幸,自己是在40岁的时候面临这道难题。“再早一点,二三十岁得病我还没有这样的资源和能力,六七十岁也没有力气和精力这样折腾了。”
蔡磊决定成为链条中的核心节点、催化剂和加速器。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尽可能地整合资源,把这件事做成对参与各方都有价值、都获益的事业,才有可能实现自救。
2023年,蔡磊出版自传《相信》,起初,他决定的书名是《最后一次创业》。创业,是他拿手的事,也是多年来他从未停止过的事。他将自己定义为“持续创业者”,在过去的商业竞争中,曾经向对手放话,“只要我开始做的事,你们都干不过我,因为我不要命,只要你还要命,你就输了”。
生命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一次“创业”开始了。
蔡磊把多年来在工作中积累的所有方法论用在救命这件事上。他开始从效率成本收益角度游说合作,撬动资源,和药企、投资人讲商业逻辑与市场前景,与科学家讨论科研转化和渐冻症药品研发的可能性。
“当你想要动员其他人时,不要一味地表达你需要什么,而是要强调你能为他提供什么”,这是蔡磊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深切领悟的道理。
他要利用已经实现的数据平台资源,使得药企能够在研发之后的变现路径变短、速度更快,患者得到药品的速度也更快,整个商业闭环高效完成,投资人也就更容易做出投资决策。
但完成这一切的前提是,先找到钱。这件他曾经擅长的事情,在这一次的“创业”中变得无比艰辛。曾经他主导的大小融资中,商业利益可计算、可预判,有绝对的说服力,但现在他要让别人相信的事,超出了商业逻辑本身。
经历了200多次融资路演的失败,他感到过绝望,但没有抱怨。“如果有一个99.5%的概率都会投资打水漂的基金,即便有收益,也在15年后,你会买吗?如果你自己都不会买,就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融资困难并没有阻止创业的进程,如果设立基金不行,那就改成慈善筹款。他想通过发起第二次“冰桶挑战”来进行募捐,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捐款的总额不到200万元,来自社会陌生人的捐款只有10多万。
“最难的时候,公司账面上只有7万块,但那时候,我还在想高薪聘请一个接班人。”蔡磊说。
2022年年初,蔡磊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科研没有突破,资金困难,身体情况也不断下滑。他开始准备自己的身后事:写本书,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签署遗体和脑脊髓捐献,设立永续存在的基金以继续支撑科研事业……
2022年9月,蔡磊宣布自己将在逝世后捐献遗体,尤其是对渐冻症研究极为重要的大脑和脊髓组织,他认为这是面对疾病这个敌人“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的行为。在目前表达相同意愿的病友中,有不少是蔡磊凭一己之力劝服的。
“国外的脑库标本相对多一些,亚洲人种与欧美人种有很大差异。中国有文化的原因,很少有人愿意捐献遗体,对于罕见病来说就更少了。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劝服10多位病人捐献非常关键。”樊东升介绍。
“为什么不捐?”蔡磊对大多数人不愿意捐献遗体感到失望,“这本来可以救治更多人的命。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救自己,谁还会来救你?”聊到关于劝服病友进行遗体捐献的事,他展现出少有的情绪波动。
“或许有些人并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有人感叹。
“是的,他们并不在乎。”他把头扭向窗外,陷入沉默。
在蔡磊的努力下,截至目前,完成渐冻症遗体和脑脊髓捐献的数字已经达到两位数。
2023年5月,蔡磊曾前往杭州的国家脑库参观,这里存放着捐献者的脑组织。后来和媒体聊起这次经历,他“罕有地爆出长达十几秒的呜咽”。他知道这些舍身奉献的人是谁,“是我让他们捐的……”
蔡磊发起第二次“冰桶挑战”,但公益募捐的效果并不理想。(受访者供图)
“我在做颠覆行业的创新”
“播放量过亿了。”蔡磊说。他与叶檀的对话的视频在全网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在那场对话里,蔡磊透露了自己最近使用了一款药,目前初步展示出了一些成效。这是4年来在他身上第一次出现用药有效,“用药的第二天,腿部肌肉有明显的反应。”
在新药研发的过程中,他经历过太多次失望。开发新药本就是极为复杂的事,许多药企投入巨额资金,花费多年时间,依然宣告失败的经历是业内常态。
这太慢了,蔡磊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药物管线,加速研发进程。他自己成立了一个30个人规模的科研小组,每天海量阅读相关文献,以穷举法寻找可能推动治疗的机会。
在这里,有不少和蔡磊一样选择向绝症宣战的人。
蔡磊的科研助理欧阳,今年6月从大厂辞职后,主动加入蔡磊的团队。统计学出身的她,正在尝试用AI和大数据的方式辅助科研,“因为爷爷奶奶在去年生病去世了,体验过家人躺在医院只能接受安排的那种感觉,所以想做点更有意义的事”。窗外万家灯火,她和今天刚刚加入的另一位大厂员工志愿者正在讨论,如何开发一个小程序,更便捷地统计患者数据信息。
蔡磊的另一位助理小高,自己的爱人身患渐冻症,他决定加入蔡磊团队时赶上疫情期间,为了防止交通受阻,买了辆自行车,在寒冬深夜骑行进京。
周末的办公室里,刚刚博士后毕业的小王穿越整个北京城,从海淀区赶到朝阳区,一坐就是一天,她母亲今年8月刚刚确诊渐冻症,她决定每个周末来这里看论文;在天津生活的周姐,也是渐冻症患者家属,法务出身的她,每个月都会来北京“出点力”。
蔡磊最近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外名校生的求职信,这位医学生想要加入蔡磊的研究团队,在邮件里写道:“没有方向的奔跑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自己需要为以后的努力寻找方向,我希望去到一个也许能够令我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地方,或者至少能够近距离感受有坚定的方向的人生是怎样绽放的。”
“蔡磊说服很多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转向研究渐冻症。”樊东升有过直观的感受,“每年12月会有一个国际年会,与会人员包括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以前去参加会议,很少看到中国科学家参加这个渐冻症相关的会议,现在越来越多了。”
曾经,与渐冻症病发机制相近的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因为病发人数更多,也因此更受科学界关注。“但渐冻症是神经退行疾病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其他疾病发病进程缓慢,研究进程更长,如果能够在发病期短暂的渐冻症上找到对的模型,对其他神经退行疾病来说,也更容易开发出新药。”樊东升解释道。
越来越多只出现在论文里的可能性,被迅速推进至临床实验。但蔡磊依然觉得不够快,验证一种药物的有效性最少需要两到三个月,他要用自己的办法改变行业逻辑。
颠覆行业逻辑的事情,蔡磊并不是第一次干。经常被提起的创新成果,是2013年他在京东带领团队开出了中国第一张“电子发票”,在此之前,电子发票甚至不在法律框架内。
2013年,在京东任职的蔡磊带领团队开出了中国第一张电子发票。 李楚悦 摄
“有时候我会同时用三种药,如果都没效果,可以一起排除。如果出现效果,再缩小范围。”蔡磊给出一个近乎疯狂方法。这也给他带来不小的风险,“前两天还差点死了,用药之后上吐下泻,我们非常容易吸入呛咳导致肺炎死亡。”
“真正颠覆性的创新不都是冒巨大风险甚至生命危险吗?莱特兄弟发明飞机,或许刚上去就死了。”蔡磊为自己的逻辑找到参照。
他也恐惧死亡,但大多数时候,他凭意志力控制自己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刚确诊的6个月里,蔡磊长时间无法入睡,陷入抑郁,但他坚持不吃抗抑郁的药物,“那会让我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我就没有工作状态了”。
为攻克渐冻症“创业”之后,死亡的可能性变得更复杂。有人扬言要伤害他,“因为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人威胁,为此我们已经搬了四次家了,抱歉,七次。”蔡磊说。
他不是没有产生过“老子不干了”的想法,“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找一堆人照顾我,延长自己的生命不好吗?我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情绪很快被理性驱散。如果真的放弃了,甚至花时间去和这些人纠缠计较,“那就上了他们的当了”。
他陷入长久地沉默,再缓缓开口,“不说了,我不想说这些。”
办公室里,不断有人抱着电脑,拿着笔记本来找他,“蔡总”“蔡总”“蔡总”……有太多事需要决策、安排,这个被禁锢在躯体里的灵魂,没有太多时间愤怒、恐惧。
快到四十岁时,蔡磊才步入婚姻,见第二面时他就向妻子段睿求婚。“如果不是段老师收了我,我可能至今单身。”他自认不擅长与女性交往,看见喜欢的人会远远绕开,而年轻时因为父亲生病,家庭条件艰苦时,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享受爱情”。
蔡磊在婚后一年多确诊了渐冻症,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孩子4岁时,尚不能理解死亡,有一次说起“爸爸快死了”,他感到着急愤怒,“把他吼哭了”。他迫切地希望孩子快点长大,像他一样担当起责任,事后又觉得不忍,“这对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太严苛了”。
如果有什么自己身上是最想让儿子继承的,他觉得是“乐观的精神和持续坚韧的奋斗”。
蔡磊、段睿夫妇。(受访者供图)
刚确诊时,蔡磊曾向段睿提出过离婚,不想拖累她,遭到了拒绝。此后,段睿逐渐放下了刚刚起步的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他攻克渐冻症的事业中来。现在,在蔡磊科研创业团队的对门,另一间办公室里,是段睿带领的直播团队,一周五天直播带货,为科研团队筹集资金。
通常到下午,科研团队办公室对门的直播间就会变得热闹起来。
7点,蔡磊吃完晚饭,走到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办公室。妻子段睿主导的直播团队已经准备好即将开始的直播。蔡磊在段睿身旁坐下,一场长达三四个小时的直播即将开始。
直播的主意最早是段睿提出的。当蔡磊尝试过他所熟悉的诸多为推动科研筹集资金的方法都失效后,这个方案成为他“没办法的办法”。他对直播带货并没有太大兴趣。
但他为攻克渐冻症的科研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在电子商务和零售行业积累的资源和经验,让直播带货看起来相对更容易。
“我有自己的原则,我自己不拿一分钱,段睿也不拿一分钱,所有收入都用于科研。那也可以做直播。”蔡磊说。
直播结束后,蔡磊会回到对门的办公室再工作1个小时。接近零点时,“咔哒、咔哒”的脚踩鼠标点击声依然坚定地回荡在办公室,这个接近秒针走动频率声音,比时钟更响亮,覆盖了所有象征时间的声音。
蔡磊使用的脚踏式鼠标。李楚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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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楚悦
微信编辑:安通
校对: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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