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新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之际，邀请知名经济学家深度“解码”。

4月18日，2024年第一季度“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观察者网特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与会，解读中国经济数据，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注的经济和政策话题。

整体来看，李迅雷认为，今年一季度增长超预期，比如消费对GDP贡献显著提高；但从工业相关数据来看，民间投资依然偏弱。

在谈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时，李迅雷提到，要注重发展服务业：服务消费如果能够显著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会非常大。发展服务业，与做强制造业、成为制造业强国并不矛盾，反而服务业可以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比如两大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占比就在70%以上。

以下为李迅雷在主旨发言阶段的讲话，观察者网整理发布全文，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李迅雷：

首先感谢观察者网的邀请，我是第一次参加2024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会议。

应该说，中国国民经济一季度GDP的数据是超预期的，这让我进一步树立了对今年实现5%增长目标的信心。当然，数据虽然强，但还没有超出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架构，同时也进一步反映出目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比如房地产市场仍面临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其下行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会是长期性的问题。

就数据而言，第一，一季度向好的数据，基本上集中在供给端，比如制造业和基建投资，但是需求端相对较弱。

和去年相比，今年中国经济形势有个显著变化：外需起来了，出口表现比较好，这是一个新的变量。美国补库存周期对提振中国出口有一定贡献，但是外需不可控，所以中国经济还是需要在内部结构优化方面更下功夫。

第二，从去年以来，消费对GDP的贡献显著提高，这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拉动模式转型的过程当中。在这方面，需要有一些国际比较。

我们所说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主要体现在5.3%的增量部分，对存量部分的贡献还是偏小，约有55%，全球平均水平估计在60%以上。服务业也带来一定的增量，虽然显著上升，但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需求。

从工业数据来看，我还是略有担忧。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环比略有下降（-0.08%）。一方面，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增长比较快，反映出供给良好，而工业增加值更多地反映需求，因此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存在的。

在制造业投资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比重比较高，这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吻合。这是制造业发展好的方面，当然也略有不足，主要是民间投资的增长依然偏弱。

民间投资增长为何这两年一直偏弱？其实PPI数据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因为PPI自2023年至今一直是负增长，这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偏低，民间投资的动力就会有所不足。

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长5.3%，但是名义GDP增长4.2%，去年的名义GDP增速也低于实际GDP增速。我原本认为，今年名义GDP增速应该会超过实际GDP，但是一季度数据还是低于我的预期，说明中国经济目前的活跃度还是有所不足。

我主要就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第一，要注重发展服务业。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是我们主动推进的，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被动参与的。因为我国整体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比如之前投资拉动模式成效显著，过去15年中国的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占比超过4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呈现出的特征，现在也慢慢回落，但仍然比全球平均水平更高。

主要经济体投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目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大背景、大趋势。我认为我国对老龄的定义还是偏低，在西方国家都是65岁及以上才叫老年人口，我国是60岁及以上。不过，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确实在加速，政策也应该要结合趋势作出相应调整。比如，要加快发展服务业。

目前我国的服务消费占比只有45%左右，但是美国接近70%。服务消费如果能够显著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也会非常大。

我老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延迟退休年龄呢？有一种说法是，一旦退休年龄延迟，年轻人的就业形势会更困难。但我认为，这个逻辑未必成立。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如果逻辑链太短，往往会有问题。比如美国，现在失业率水平降到了历史新低，但是服务业对就业贡献的占比达到84%，我国只有50%左右，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很大，可能（GDP）一个百分点的提升，就会增加200万人的就业岗位。

反观制造业，之所以我国制造业现在被指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产能过剩或产能利用率较低，主要就在于过分强调了制造业的发展。事实上，做强制造业、成为制造业强国和发展服务业并不矛盾，反而服务业可以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比如以工匠精神闻名的两大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其服务业对就业的贡献占比就在70%以上。

第二，要加强政策对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转型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达15%，已经基本上见顶了，其他国家对我国商品的各种反倾销、加征关税举措都在陆续施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自然需要在扩内需上加大力度，这是外部环境在倒逼政策调整。

另一方面，政府可能要更加主动一些。尽管一季度的数据比较好，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比如房地产，以及由此影响到纵向金融机构问题，还有地方债，我们不能因为GDP数据向好就忽视了这些方面。政策上还是要加大支持力度，尤其是财税政策。

我们很期待，高层也在反复强调，我国正在谋划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尤其是财税改革方面，应该更多把财政支出的方向从原先支持企业转向支持民生、支持居民部门。

合肥一处惠民菜篮子供菜区（视觉中国）

第三，金融跟房地产两方面的潜在风险依旧存在，我认为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工程”建设，对投资无疑是有拉动作用的，但对现有的房地产过剩问题而言，其实最终又增加了供给。我认为“三大工程”自有意义，但同时应当考虑到目前的整体现状，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第四，我们还是要面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六大困难里的第一点：有效需求不足，这也是六大困难的核心点。我认为，在把握有效需求时还是需要更加精准化。当我们讲内需，往往是把投资和消费一起讲，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又往往把投资当作头等内需来看待。

我们说，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基础性作用，投资对经济发展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每年都有目标，每年都很关键，而投资是快变量，消费是慢变量。到最后，说是要扩内需，实际上重心还是放到了投资，投资本身又是在增加供给，造成消费需求跟产品供给之间的不平衡，缺口一直存在。

因此，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包括对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支持。要考虑如何释放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提升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也存在收入结构的问题。

我的建议是，如果不能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至少应该对富人进行有效的消费刺激，进一步增加消费，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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