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6年的京东诉阿里“二选一”案，本来已经尘埃落定，没想到又起了波澜。

深读获悉，阿里在去年底一审判决后，近日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因此将进入二审阶段。

2023年12月29日，北京市高院对长达6年的京东诉阿里“二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成立，对京东造成严重损害，应向京东赔偿10亿元人民币。

彼时，阿里官方回应“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半年后却突然变卦，这是为什么？此案进入二审后距尘埃落定或许又需要数年时间，将对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01 阿里为何出尔反尔

从案件本身来看，阿里“二选一”的事实是十分充分的。

譬如在2015年8月，天猫宣布与迪卡侬、Timberland等20余家国际品牌签署独家合作协议，产品只能在天猫平台独家销售。2017年7月，多家服饰品牌商家称，天猫以“独家合作”为名，要求其关闭其他电商平台的品牌店铺，否则将被削减活动资源、搜索降权、屏蔽等。

自2017年8月开始，海澜之家、真维斯、森马、柒牌等上百家品牌陆续撤出京东，数量之多和时间上的集中，前所未有

公开数据显示，不少撤出京东的服装品牌，在京东的业绩增长并不算差。譬如2017年1-8月，太平鸟、真维斯在京东同比增长分别为90%、40%，GXG的增速则为120%。而从彼时的线上服装市场的份额来看，淘宝天猫占比80%以上，京东仅占8%。

阿里的二选一，直接让高速发展的京东服饰美妆业务遭到毁灭性打击，影响持续至今。对这种行为，阿里自己也“大方”承认。如阿里高管王帅曾在社交媒体表示：“二选一本来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也是‘良币驱逐劣币’。

不过，数年后阿里和王帅被啪啪打脸。2021年4月10日，阿里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下182.28亿元的天价罚单，刷新反垄断行政处罚的历史记录。2023年底，阿里又被判向京东赔偿10亿元。

很显然，作为执电商行业之牛耳的市场老大，阿里巴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这些服装大牌在国内线上销售网络的重要渠道。而在拼多多和抖音崛起之前，这些品牌想要在线上铺货销售，除了淘系平台和京东，并没有太多可选项。

“二选一”从阿里角度而言，自然是为了防止京东对其形成有效竞争，但这并不符合商业规律，原因也很简单，一旦市场垄断地位真正形成，垄断平台的外部压力几近消失，平台将不再有更大的动力去改善用户体验和服务质量。相对的，品牌商家获得不到更多的生意机会，消费者的选择权等各项权益也被剥夺，只能任平台宰割。

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毅律师告诉深读商业，无论是2021年对阿里巴巴开下的反垄断“天价罚单”，还是半年前京东诉阿里二选一的一审判决，都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市场竞争秩序，也符合公众和行业对制止二选一行为的期待。彼时针对“二选一”一审判决，阿里巴巴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表示：已获悉此消息，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结果。

半年后，阿里突然决定上诉，令市场和行业始料未及。被告一方在一审之后上诉，本是是业内较为通行的做法，但综合此案6年来的各种细节，阿里全面“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根据阿里巴巴2023年财报，公司2023年归母净利润为766.44亿。无论是此前的“天价罚单”，抑或10亿的判赔金额，乃至2017年至今“二选一”诉讼的律师代理费，对阿里全年的利润来说都只是“九牛一毛”。胜诉和败诉，对阿里而言并不会“伤筋动骨”。

但把视角放在阿里权柄的“代际更迭”，事情可能更有意思一些——此前面对182亿的天价罚单的配合，是逍遥子张勇在位时期的决策。如今蔡崇信新官上任，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商业决策，几乎将张勇时期的“政治遗产”进行了全盘否定。

如今连“二选一”案件也选择上诉，这也表明了以蔡崇信为代表的新一代阿里领导层，对过往内部的管理决策以及法律对阿里裁决的不满和不服。

02 “法”和“钱”的高手蔡崇信

阿里巴巴反悔选择上诉，一号位蔡崇信必然是最终的决策者。

蔡崇信出身于法律世家，自己也是法界精英。譬如蔡崇信的爷爷蔡六乘，曾是杜月笙的御用律师，负责处理蒋宋家族在上海滩的所有法律事务；其父蔡中，曾是第一位从耶鲁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台湾人。

蔡崇信是加拿大国籍，则具有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和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资格。其从业的前几年，他在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美国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担任税务组律师，之后担任纽约管理层收购公司Rosecliff, Inc.的首席法律顾问。也因此，蔡崇信可动用的国际司法资源，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

作为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之一，蔡崇信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为董事会成员，并担任首席财务官至2013年。接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之后，他已经拥有动用这家公司所有资源的权力。

虽然这种身份，并不会让阿里巴巴在二选一案件中“有所优待”，但一如前文所述，无论是时隔近半年的上诉，还是上诉期后可能长达近几年的重新审理，都为阿里巴巴争取了不短的时间窗口。

在上诉期间，无论是国际司法资源还是可动用的商业资源，蔡崇信将如何出手，都是本案不可忽视的变量。

03 6年“持久战”后，还要拖多久

公开资料显示，京东与阿里巴巴之间的“二选一”争议始于2013年。

彼时，京东公开指责商家被迫“二选一”；2015年起，京东向原国家工商总局实名举报阿里巴巴的这一行为。2017年，双方因此争议对簿公堂；再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决，驳回了阿里巴巴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确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在此期间，中国电商行业也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强监管”的转变。2020年底，针对“双11”前后消费者反映强烈的网购先提价后打折、虚假促销、诱导交易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调查后对京东、天猫、唯品会分别罚款50万元；

2021年平台经济迎来“强监管”政策元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向阿里巴巴集团罚款182.28亿元。

而到2024年的今日，中国电商江湖早已不是阿里一家的“后花园”——京东以自营为特色的品质电商，抖快为代表的直播电商，小红书为代表的社区电商，再如拼多多等下沉平台的后来居上，曾经阿里一家独大的格局，已然变成群雄并起的多方逐鹿。

京东诉阿里巴巴的一审判决，无论是作为国内反垄断的标志性判例，还是作为电商行业规范化的司法注脚，对行业规范发展和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保护，都具有相当直接的促进作用。

如今阿里巴巴选择上诉，从平台利益角度和商业竞争出发，固然无可厚非。但这也让二选一案的尘埃落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虽然从去年开始，宏观政策针对平台经济，已经从强监管变成鼓励发展，但就规范市场的角度而言，大方向并不会发生根本转变。

也因此，“二选一案”的时间周期越长，其司法意义和社会意义都会逐渐递减。“六年之后再六年”的司法马拉松，无论是对平台自身和行业发展，实际并无助益。越早结案，对于电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有利，好处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