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胡泳/文

“数字弃民”：老年人首当其冲

数字社会通常被学界、媒体视作青少年群体跃居主导性力量的社会，但202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同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从“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到“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4%），中国仅用了21年时间。巧合的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堪与老龄人口的规模骤增相比肩：200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截止 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6.9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数字社会加速到来，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数字弃民”。我用这一词汇指代因为种种原因被数字化空间所排斥的群体。

由于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线下的大量空间被数字化。如果是非网络用户，将彻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也意味着这部分在社会中占相当规模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时，可以被总结为“数字排斥”。

具体说来，数字排斥可以被归纳为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四个方面。

自我排斥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认为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部分老年人始终无法学会使用手机或微信等应用程序，其主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厌恶或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以及不愿在新事物上花费精力。

财务排斥是因为无力承担进入数字空间的经济成本，比如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因为缺乏数字技能且无人帮助则会产生技能排斥，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也缺乏对于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目前大量信息表格需要网上填写，仅此一项就难倒了许多人。对一部分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群则是极大的难事，并且后面这类群体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和帮助。

最后是地理位置排斥，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一部分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

研究发现，造成排斥的一个最常见因素是年龄。各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非常明显，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也因此，出生于数字时代之前的老年人群体，往往是研究者首先关注到的“数字弃民”。

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年龄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截至2022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7.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17.6个百分点。他/她们面对高度数字化的出行、消费、就医等日常生活事项，常常会无所适从、寸步难行。

老龄化与数字化相向而行，造成看似欣欣向荣的数字社会中的一个极大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在社会上被孤立，这给他们带来了生活上的困难，甚至危险。数字化技术本来可以用来帮助老年人打破孤立，然而恰恰是这个群体在访问互联网的能力方面明显落后于社会其他人群。

过去几年的疫情，使这种困境变得更加明显。弥合这个群体面对的数字鸿沟成为一种必需。

三个基本判定

老年人中社会孤立现象的蔓延是有据可查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孤独和社会孤立描述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近四分之一的65岁及以上成年人被认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近三分之一的45岁以上成年人感到孤独。社会孤立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与吸烟、肥胖和缺乏运动的风险相当。现在老年人的寿命比 20年前要长，但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独居，而且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也低得多。

大量的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并且更有可能患上与衰老相关的残疾。由于这些残疾因素，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通常更为强烈。例如，许多老年人的视力下降，这可能就是阻止他们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与其他障碍（例如缺乏动力和上网技能）相结合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

而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中的实用性问题，还同他们的生命质量相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老年人被社会隔离的相关风险是巨大的：孤独感会导致抑郁症、心脑血管疾病、身体功能下降乃至死亡。技术可以成为帮助降低这些风险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

必须意识到，数字化参与已成为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被囊括其中。也正因此，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构成一个令全社会深感不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作一些基本的局势判定：

第一，60岁及以上的人口是一场“银色海啸”。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占13.50%。

如果我们对老龄人口作细分，大概还可以从65岁以上人群中区分出“更年长的老年人”——那些75岁以上，完全不曾处于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环境中的人，他们大多是以畏惧的态度对待新技术的。但乐观地看，未来十年，会有一批精通技术的人走向退休，并寻找延长自身独立性的方法。

推动老年人参与数字化，还需要同时考虑城乡差别。目前从地区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因此，跨区域联合推动数字城乡一体化，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全面转向适老化改造的大前提。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第七条第3款中首次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求促进不同等级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体化、协同化，又要求加快城市智能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这说明，适老化改造是一个大课题，需要大处着眼，细处实施。

第二，身体健康状况和相关知识是影响老人参与数字化的重要原因。应该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分类摸底，比如有多少老人存在与衰老有关的残疾，有多少空巢老人、多少独居老人、多少失智者、多少抑郁症患者等等。只有摸清楚了，才能就消除数字排斥对症下药。比如，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都依赖于看、听和读的能力，而老年人群体中，不乏具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及听力障碍的患者。这意味着由于健康状况，不少老年人无缘网络。

除了健康以外，关于技术的知识对于网络交流也非常重要，而缺乏这种知识也是一个阻止许多老年人参与技术的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这使得他们跟上快节奏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更加需要外界的帮助。

目前这种帮助主要是依靠子女，那么来自社会的支持能不能加大？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尤其是居住在农村的，如果没有年轻人陪同，出门办事简直寸步难行。向不熟悉技术的老年人传授他们所需的工具使用技能是一项高接触性的工作，这需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科技公司（既设计易于使用的设备，也能提供“老龄”折扣）和为老年人服务的组织之间展开合作，设计一些项目让年轻人参与帮助老年人上网。

第三，以往很多老年人还可以生活在数字化空间之外，但现在被强行拖入了数字化空间，造成更大的困境。

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与渗透，越来越多的地方要求使用互联网来访问关键服务，不论是银行、社保部门，还是政府。这对那些没有设备、不能负担网络服务费用、无法或不愿使用网络的人造成很大影响。老年人由于被迫卷入数字化系统，会突然面临扫码难、就医难、支付难、打车难、银行业务难等问题。

在很多人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容易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当老年人觉得在线操作过于困难、无法做到时，相关机构应该提供替代途径与面对面服务，而不应把一切服务都转入网上进行。

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

掌握数字技术已成为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技能。老年人通常不太可能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而他们的活动和认知能力也日趋下降。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技术接口和培训，就相当于是把他们关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从而会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人孤立和孤独的趋势。

数字排斥不仅限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上网，要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还需要一定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

对老年人的最低要求，首先是最基本的使用能力，包括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将电脑或者手机连接到Wi-Fi、更新密码、在线联系亲朋好友。而更高阶的技能，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

1.管理信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查找之前访问过的网站，下载或保存在线找到的照片；

2.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讯息服务发送个人消息，知道如何在线共享信息；

3.交易：从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商品或服务，懂得在设备上购买和安装应用程序；

4.解决问题：在线验证信息来源，或利用在线帮助处理设备或数字服务的问题；

5.身份验证和填表：了解如何进行个人身份验证，并完成在线表格。

除此而外，还需要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防止被诈骗或盗走个人信息。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在线诈骗的受害者，并将自己的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通过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个人可以学会更安全地浏览互联网。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获得更高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

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和其他非网民群体对技术的使用能力以及对数字化世界的信任。相关部门应该投入资金，建立更广范围的技能培训，并将其嵌入现有的社区组织中，鼓励技术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共同参与。

技术公司的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扩大设备捐赠、支持技能培训之外，技术公司还需要认识到，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设计对于数字包容性也非常重要，必须提升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伦理。现代社会很多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商业价值在驱动。老年人的商业价值相对较弱，所以很多技术产品不会特意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为了纠正这一点，应该把数字无障碍作为老龄社会重要的公共政策安排。社会整体需要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公益慈善部门施加某种道德压力，促使其将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准则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中。

老年人的数字困境问题在2021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2020年12月 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2021年 4月 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明确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同时禁止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2021年6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标准，侧重于解决老年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2022年1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名单发布，多家网站和APP按要求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所有这一切的政策指向都是，对老年人，我们必须确保技术简单易用，不应过于复杂让他们畏惧。

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数字排斥的反面是数字包容（digitalinclusion），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和技能，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令人担忧的是，对那些持续处于离线状态的人，社会的触达可能将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显然遭受着复合性不利条件的影响，这也表明数字排斥在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当中正在变得根深蒂固。干预措施需要通过多种策略来解决这些越来越难以触达的群体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既包括技能与意识，也涵盖经验与动机。

随着未来还会发生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经由无障碍设备、宽带和数字培训方面的大量投资，技术有潜力成为消除“数字弃民”，使他们能够连接、创造和贡献力量的强大工具。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迫切有力的行动。

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尽管很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很大可能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

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老年人在数字化背景下面临的许多挑战，反映了即便“离线”也普遍存在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年龄歧视、对老年人自主权的不尊重以及缺乏协商。整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共识：加强老年人权利，并将基于权利的方法纳入老龄化政策，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卫生服务、社会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让非数字服务得到维持。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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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经济观察报特约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