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6日国新办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统计局发言人公开8月全国CPI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0.7%;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涨幅比7月份扩大19.7个百分点，影响所有CPI同比涨幅的40%。针对这一形势，9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尊重规律，更加注重运用市场主意，遏制部分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保证全年物价总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上篇文章考查近年“南猪北养”政策的缘起、要点与利弊得失，数据显示2014-2018年中我国生猪存栏累计已过度下降，预示后续约摸浮现较大市场供求缺口。更具有挑战意义的是，去年8月初东北报告首例非洲猪瘟，此后疫情在全国范围快速散发传播，使我国生猪产能受到进一步重创，直接导致目前猪肉供求失衡与市场异动。本文考察非瘟疫情传入扩散情况，并追守议论其经济影响。

　　1、非瘟传入与扩散

　　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是由非洲猪瘟病毒(ASFV)感染家猪和野猪引起一种急性、烈性、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也将其列为重点防御的一类动物疫情。2018年8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养殖户张书森的生猪发生疑如非洲猪瘟疫情，饲养383只猪有47只发病死亡。基于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央病原学检测结果，该养殖户疫情被确以为由非瘟病毒引发，成为我国确认的首例非瘟发病记录，标志着这个在某些国家已肆虐近百年的生猪杀手传入我国。

　　张先生事后对媒体介绍：“在我家猪得病之前，这道上扔得处处都是猪，”村里已死了许多猪。张某“于7月5日从(沈阳)浑南区高坎镇小仁境村王某家买入45头生猪。农业农村部能手组在王某养猪场的粪便样品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王某3月24日从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单某处购进100头小猪，加上原有猪，当时总计存栏约280头。4月份，猪群绿澍浮现发病死亡后，王某开始出售，除卖赠张某45头外，其余均卖赠经纪人……”。可见首例报告疫情是否确为实际发生最早非瘟仍有待探讨。

　　首例非瘟报告后疫情以超出预料速度快速散发传播。下图清理国内有关部门和OIE资料显示，从去年8月初到今年8月底一共发生了近150起非瘟疫情，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疫情报告。报告疫情发生频率最高时段是去年9月到年底约4个月前后，其间共报告疫情90起，占察看期报告疫情总数六成以上，该时段均匀每月发生约22.5起。今年1-8月总共发生57起，均匀每个月约7.1起，比此前四个月下降近七成。今年8月报告疫情3起，9月10日报告宁夏最新一起。从公开疫情数据看，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非瘟疫情肆虐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总体形势趋于稳定。

　　从报告疫情地区分布情况看，辽宁17例是报告疫情数最多省份。东北四省区其中三个省区位于报告数最多的前四个省级行政单位内，四省区一共报告33起，占全国总数的22.4%，大幅超过猪肉产量大约占全国10%的比重，官方数据显示东北是非瘟疫情重灾区。此外云南和贵州两省分辞报告10起和9起，占察看期报告总数的第二、三名。另外频率较高的是两湖和四川等生猪存栏较多省份。

　　需要指出，报告疫情发生规模约摸受到遗漏误差因素影响。后文比较非瘟疫情病死及扑杀数与同期生猪存栏数变动存在较大差辞，提醒有关部门报告数兴许显著低估实际情况。上述有关疫情演讲过程和区域分布特点概括，惟独在假定官方数据约摸低估程度在光阴过程和空间分布两方面保持相对稳定前提下才干大体成立。

　　2、何处与如何传入?

　　相关资料显示，非瘟20世纪初最早在非洲发明，此后部分非洲国家不断浮现疫情。1957年非瘟首次冲出非洲传入欧洲浮现在葡萄牙，上世纪60年代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先后报告疫情。70年代非瘟侵入西半球，进犯古巴、巴西、多米尼加和海地等国。1985年比利时、荷兰等西欧国家也浮现疫情。陷入21世纪后非瘟疫情范围进一步扩大：2007年传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俄罗斯，2008年传入阿塞拜疆和伊朗，2012-2014年先后传入乌克兰、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

　　我国当代生猪业发展虽受到各种猪病和传统猪瘟困扰，然而向来是非瘟非疫区国家。随过近年非瘟在邻近国家传播趋于活跃，我国早已器重非瘟防控工作。如2012年原农业部等10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非洲猪瘟防御工作的通知》，指出“俄罗斯等国家非洲猪瘟疫情不断，并呈潞傍扩散蔓延态势，对我威胁不断加大”。同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将非洲猪瘟作为需重点防御的外来动物疫病。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最终未能阻挠非瘟侵入。

　　由于非瘟约摸通过多种方式跨国传播，因而我国疫情来源国存在多种约摸。不过从两方面情况看，我国非瘟疫情源自俄罗斯约摸性比较大。

　　一是2017年3月俄罗斯东部城市伊尔库茨克爆发非瘟，意味着该国非瘟疫区从早先欧洲区域的萨马拉州向东推进几千公里，达到与中俄边境惟独1000公里地点，从流行病学角度看传入我国风险概率大幅提升。部分基于这一考量，2017年4月13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非洲猪瘟风险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俄罗斯新疫情“发生地距离我国较近，并且伊尔库茨克州是远东地区重要的交通和商贸枢纽，与我国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 请求各地相关部门“高度警觉传入风险，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动态。”

　　鉴于俄罗斯相关疫情发展，2018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题为“非洲猪瘟对中国的威胁”报告，对“非洲猪瘟很有约摸会被传入中国”提出更为明确预警。鉴于中国地理位置和生猪生产及猪肉消费在全球中特别重要地位，该报告对非瘟约摸传入中国将对东南亚和东亚国家影响和全球生猪产业影响深表担忧。我国非瘟疫情爆发后FAO首席兽医Lubroth提到该报告指出：“这不是关于非洲猪瘟是否会传入中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问题。” 可见国内外机构事先就以为俄罗斯非瘟传入中国风险较大。

　　二是非瘟病毒毒株类型国际比较结果支持上述猜测。目前对国际上发明的非洲猪瘟病毒已鉴定出24种基因类型。我国军事科学院能手采用分子流行病学基因测序主意研究结果显示，引起我国本次非洲猪瘟疫情的毒株为基因II型，部分基因序列与格鲁吉亚2007株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2017株非瘟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在99.93%到99.98%之间，二者可视为同一个病毒。由此可见，虽然未有定论，存在事先与事后证据，说明我国非瘟源自俄罗斯的约摸性较大。

　　业内人士指出，非瘟跨国境传播传播方式包括生猪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和走私、国际旅客携带猪肉制品、国际运输工具上的餐厨剩余物、野猪自然跨国境迁徙等等，因而更难正确判断非瘟通过何种具体方式传入我国问题。媒体曾报道去年8月中旬黑龙江从俄罗斯非瘟疫情地区进口过24吨活猪，不过从报道情况看这个小批量进口发生在报告非瘟疫情之后，应该不是非瘟最初传入中国的渠道。野猪迁徙传播疫情虽没有报告证据支持，然而在逻辑上也难以尽全消除。

　　2018年3月FAO报告专门分析了非瘟传入中国的约摸途径，基于国际经验与能手问卷调查等信息，提出“运输相关路径(TARs)是(非瘟)传入中国的最约摸途径，其次是非法进口食物和中国出国务工人员。合法进口生猪传入病毒约摸性不大约摸”。“被污染的车辆，来自游轮、飞机和火车的厨余废弃物约摸成为非瘟传入中介”。去年8月底FAO首席兽医Juan Lubroth接受媒体访谈时仍以为：“在这次非洲猪瘟事件中，很有约摸是猪肉产品，而不是活猪，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从国际经验看，客运航班和船只携带含非瘟病毒猪肉制品，随后通过厨余垃圾传染本国生猪，约摸士聪萄牙、巴西和格鲁吉亚等多国传入非瘟的最初渠道。据2018年9月《中国新畏受刊》一篇署名文章报道，2016年“在黑龙江的东宁局口岸，检疫人员在对入境旅客进行检疫查验时，持续多日查获禁止入境物猪蹄总计140余千克，检疫人员依法截留销毁。这些被查获物，为在外务工人员因猪蹄脚便宜而在归国时顺路买归家食用。”“尽管有不少禁止进口的猪产品被查获，但是否有一些私自流入中国，并不知晓。”

　　还有人猜测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约摸因携带含病毒肉制品归国成为传入源。据媒体报道：“能手表示，一个有约摸的判断是，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人出境看球赛，顺便从俄罗斯购归携带病毒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未能所有食用，剩下的成为泔水。随后，用泔水饲养生猪，引发疫情。”

　　3、多重经济后果

　　国外经验显示非瘟疫情约摸赠一国生猪产业带来极为严重打击。评估我国生猪业现实形势，有业内人士大声疾呼“我们的养猪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养猪业毁掉。”“生死存亡”判断兴许言过其实，然而系统察看疫情爆发以来一年多来情况，非瘟散发传播确已赠我国生猪产业造成严重损伤，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甚至宏观经济运行也带来不同程度值得关注的影响。

　　首席，导致生猪存乐伢幅减少的直接影响。

　　据官方数据，截止2019年8月底我国31个省市区共报告发生147起非瘟疫情，19355头生猪发病，13385头死亡，死亡和扑杀数量112.76万头。然而实际损失约摸比上述病死扑杀数显示情况约摸要大不少。

　　下图报告统计和农业部门提供的生猪存栏数季度变动情况。从2018年3季度到今年2季度一年间，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乐赜4.29亿头减少到3.48亿头，下降8100万头;农业部数据从3.21亿头减少到2.39亿头，下降8200万头;两个数据系列降幅分辞为18.9%和25.5%。要是考察2018年4季度到今年2季度9个月时段情况，统计局数据显示生猪存栏下降8000万头，农业部数据减少6800万头，降幅分辞为18.7%和22.1%。

　　考虑去年8月以后生猪通常市场周期波动和此前产业政策干预因素影响已经较大程度得到释放，上述察看期生猪存栏数进一步大幅下降应较大程度由非瘟疫情造成，包括生猪病死与养殖场(户)补栏意愿下降等缘故促成，因而相应时期生猪存栏减少数据为非瘟直接影响提供量化参考信息。辽宁首例非瘟发生于去年8月初，用始于去年2季度生猪存栏数察看约摸高估非瘟疫情影响存栏数程度，用4季度数衡量则约摸低估非瘟影响。

　　另外上述季度数据截止期都是今年6月底，没有考虑此后几个月生猪存栏进一步变动情况。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数据，今年7月和8月我国生猪存栏数比上月分辞下降9.4%和9.8%，应是多年来创纪录的跌幅。考虑该数据系列6月生猪存栏数为23883.5万头，猜测7月减少约2245万头，7月底生猪存栏数为21637万头;8月减少2121万头，8月底存栏数下降到不足两亿头的历史低位。

　　基于上述数据，目前有理由以为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底，非瘟疫情约摸直接间接造成生猪存栏减少8000万头，相当于生猪存栏总量两成上下。从7-8月有关部门400个监测县提供的生猪存栏数令人不安的持续大幅下降最新信息看，上述损失预计数后续约摸还需要上调。非瘟之所以导致这么大损失，显然与疫情散发传播很快有关，下篇评论将专题议论非瘟超预期扩散多重缘故。

　　第二，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带来显著负面影响。

　　要是以每头生猪均匀市场价值1000-1500元计算，8000头生猪存栏减少市场价值约在800亿元到1200亿元。考虑多方面相关因素，由此带来的农业产出减少应该低于上述市场价值，目前粗略预计为500-1000亿元。2018年我国大农业部门增添值为6.5万亿元，其中牧业产出增添值接近1.5万亿，非瘟导致生猪非正常减少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大农业部门增添的0.77%-1.54%或牧业部门增添值的3.3%-6.6%。

　　动物传染病具有显然外部性，保障免疫安全状态则具有典型公共品供赠属性，基于这一经济学特征并与国际比较经验相一致，我国《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疫情导致生猪病死损失大部分和活猪遭扑杀损失所有经济损失，由不同层级财政补贴偿付，构成有效控制疫情扩散传播制度调度的重要环节。这也意味着，如相关规矩得到较好执行，养殖企业和农户有约摸很大程度免于承担上述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

　　不过财政补贴计算和发放前提条件之一，是政府相关部门确认生猪因疫情病死或被扑杀。然而上述数据议论显示，由于种种缘故官方确认的因疫情病死和扑杀生猪数量，与疫情直接间接导致的生猪存栏下降规模比较仅占很小比例，因而上述经济损失实际上约摸仍主要由养殖场和养殖户等微观主体承担，其中养殖场规模减少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养殖户损失则会直接拖累农民收入。

　　预计农民收入影响需要判断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养殖户目前占生猪生产大致比例。过去十多年我国生猪生产结构快速变幻，存栏几千头甚至过万头大型养殖场占比快速提升，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的500头以下较小规模养殖场(户)占比相应下降。不过对养殖户占全国生猪出栏数占比缺乏权威数据，业内研究有以为仍超过六成，有的以为惟独三成多。2018年我国大农业收入预计为19553亿元，牧业收入约为3378亿元，假定上述生猪减少经济损失农民养殖户需承担三分之一，则非瘟经济损失约占农民来自大农业收入0.76%-1.52%和牧业收入的4.4%-8.8%。

　　第三，生猪和猪肉价格异动及其消极影响。

　　一方面，疫情爆发后一段时期，许多省区生猪调运依据控制疫情需要暂时禁止，产销区之间生猪价差浮现大幅上升和剧烈波动。下图报告销区浙江与产区吉林生猪价差数据显示，该指标值通常在零值和2元/公斤之间波动，然而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半年前后飙升到6-8元/公斤罕见水平，价差达到通常时期高峰水平的3-4倍。过去几个月产销地价差仍经历较大幅度波动。

　　另一方面，猪肉价格集体大幅飙升并开始显现其宏观效应。非瘟疫情爆发后生猪存栏数进一步急剧下降，出栏肉猪供赠显著减少导致猪肉市场供求失衡与猪肉价格大幅飙升。8月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8%，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因素对CPI涨幅奉献近四成，畜禽肉奉献超过一半。虽然目前CPI涨幅仍在年初预定的3%左右调控目标范围内，然而CPI从年初1.6%上下上升到接近3%水平，难免会对货币政策运用形成某种掣肘，使央行在考虑加大逆周期调控政策时更为审慎。

　　最后，疫苗研制特别艰难对根治疫情和恢重产能的制约作用。

　　对照2006年初夏发生猪蓝耳病疫情，有关机构从2007年初袭击研制疫苗，三个多月取得打破性发展，不久疫苗大规模上市为有效控制管理疫情发明了有利条件。业内能手以为，非瘟病毒在毒株结构和变异性方面的某些特点，使得有关疫苗研制濒临特别艰难，导致非瘟浮现近百年国际社会仍未能提供高效疫苗。我国有关机构目前正在全力以赴研制，赠定我国科研实力与集中资源攻坚能力，最终应能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然而科研过程有其自身规律，相关发展很难有可预期的光阴表。

　　在非瘟疫情难以很快彻底根治背景下，控制疫情主要依赖养殖企业加强生物安全保障防御措施，恢重生猪产能和稳定猪肉生产更需借助政策调整，并取决于微观主体对市场形势和政策信号的相应能力和状态。非瘟疫情发生以来，高层高度器重并多次发文和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对付措施，尤其是上个月国办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建议”，在养殖用地、贷款融资、结构性补贴、规范禁养、产销衔接、疫情防控等方面系统推出了二十余项新政策。多策并举、上下互动，信服我国最终定能战胜本轮超级猪周期的冲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