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魔改”的《三体》:网飞妥协下的产物
2024-03-30
更新时间:2024-03-30 15:07:11作者:无忧百科
(图/《坠落的审判》)
《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和《坠落的审判》本身像一组互文,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现场分享时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一起生活,可能是家庭如何一起生活,如何把这个故事重新讲出来……因为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电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拷问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意义’”。
✎作者 | LJS
✎编辑 | 谭山山
3月29日,也就是今天,是电影《坠落的审判》公映的日子。
公映前,《坠落的审判》在3月24日举行的北京大学首映礼上,已经贡献了几个名场面,史称“给金棕榈导演一些‘爹味’震撼”“戴锦华受难日”“最Low的审判”,并将大概率入选“2024年网络新词汇”的“男言之瘾”“爹爹不休”“KenKen而谈”“上春山DLC”发扬光大。
掌声、嘘声和道歉
故事得从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从机场赶到北大参加首映礼讲起。现场主持人、辩论选手陈铭“侃侃而谈”,罗织语言,“喋喋不休”地输出观后感,用佛学拆解“真相”的语义,就像一个人包揽了辩论场上的一辩、二辩、三辩、四辩,惹得台下的学生们大喊:“让导演说话!”
而“让女性多表达”和“让女性有表达权”正是《坠落的审判》叙述的核心之一。茹斯汀在金棕榈颁奖礼上讲到,要将凯撒奖献给那些感到被困在自己的选择和孤独中的女性,献给存在得太多或存在得不够多的她们,献给成功的她们,献给失败的她们,最后是献给受到伤害并通过发言解放自己的她们。
绰号“骑士”的北大法语系教授董强对茹斯汀的观感是“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映后交流时,董强解释了“坠落”意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更年长的女导演(拍的)?因为‘坠落’这个意象在法国文学、西方文学里是非常传统的。比如蒙田,从马上坠落,(引发)对自己存在感的探索;诗人亨利·米修,一只脚摔断,会思考存在的方式,身体与社会、个人(的关系)。
戴锦华言简意赅:“从我的角度看,‘坠落’就是跳楼。”现场响起言传意会的掌声。
《坠落的审判》原名《坠楼死亡的剖析》,一句话总结剧情就是,德国女作家随法国丈夫到他的家乡定居,丈夫忽然在三层楼的家里坠落死亡,由于女作家和儿子的证词有混乱和矛盾之处,女作家被怀疑谋杀并被提起公诉。丈夫死亡的真相没有在电影里显现,但更真实的人物内心、家庭矛盾、感情、情绪,如繁复包裹、重见天日的浮尸一般,在审判中一一浮现。
《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左三)与戴锦华教授(右二)、董强教授(右一)对谈,陈铭(左一)担任现场主持人。(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陈铭在现场抛出一个性别问题:“如果按照惯常的刻板印象,有人会认为电影有倒置的初衷,营造出‘女强男弱’的家庭结构。女性好像隐忍、理性、言辞精准,连微笑都这么珍贵。男性看起来感性、炽烈。两位老师感受如何?”
从采访角度看,这个问题不是个坏问题。因为电影女主是一个有名、有产出的作家,理性、逻辑强、擅长表达,不为荒谬的指控认罪;而她的丈夫辞去教职,写书中道崩殂,把重心放在家庭内部,表现得非常情绪化,反复控诉妻子阻碍了他的写作,并流露出嫉妒的情绪。
董强回答:“第一印象肯定是这样。主角是女作家,男士出现的时间很短,其他形象也是由他人之口道出。确实女的在表达方面、形象方面的饱满度,肯定是倾向女主角的。”
戴锦华教授不觉得电影在做“男女”的倒置:“在现实许多家庭中,男性被放在‘传统妻子’的位置上。而千百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人有任何事故,都要陷入深深的负疚和社会的责备中。男性被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是特别让我去思考的。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作为男人、女人、丈夫、妻子,成为在社会中艰难求生的个体?我认为这是女导演的视点,才会把这样的真实,如此准确、隐忍、精致地表达出来。”
首映礼上,北大学生代表给导演送上雪山小屋场景复刻蛋糕。 (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观众对戴锦华表示认同的掌声落下后,董强开麦:“我觉得今天整个气场,我们男的就不行了已经(笑)。我这个人吧,真的不愿意看一部电影上来就进入这种男女的讨论,我不是这么看电影的。I' m sorry to say (掌声),看电影上来就让我去看里头谁起到了所谓的 更重要的作用,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负重什么的,太沉重了。”
“ 它没有靠任何所谓的情节或爽片的东西来引诱你,就靠真实的力量,大家跟着真实往前走,对我来说最感动的是这个,而不是男女谁的地位高什么的,我很少带着这样一种眼光去看电影,对不起。”董强说。
“我们男的不行了”,背后可以有很多个意思。也许是不认可女性处境更艰难,也许是认为男性更“忍辱负重”,也许是委屈,也许是没兴趣,也许是自信的反击,又或许是糊涂的确信。或许以上都有点过度解读了,面对戴锦华这样的女性主义学者,很多男性学者总要把“男的也挺行”的骄傲传达出来。
掌声再次响起,戴锦华不同意董强对电影中法庭戏份的看法,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庭审现场的人像是(对一个家庭秘辛做)窥视狂感到快乐和满足。“董强回应:“我不知道怎么大家这么狂烈地鼓掌啊,我真没觉得那场戏的人是窥视狂,I'm sorry to say,不要强加。你们应该再看一遍。”
戴锦华仍然冷静:“我的想法不值得这么反驳,可以不用浪费时间。”董强说:“I'm sorry ,I'm sorry!如果你们这么看电影,我很失望。电影就应该用各种角度、各自的经验去看。但是我觉得小孩的角色是最成功的。为什么我不看男的还是女的占主导,就是因为核心在小孩身上,尤其两个人都在试图保护小孩,但没有保护成,最后真正保护小孩的是(小孩)自己。社会以法庭的模式去审判坠落,小孩以自己的方式去审判。”
看过电影的观众,会明白董强提出的这个视角是确乎存在的。而台下的学生对他的“失望”感到费解,“那你为什么让我们必须按照你的去理解?”
这场首映礼,就这样在掌声、嘘声和道歉里交替进行。
学生们觉得,“陈铭让人不满的并不是缺乏‘我不是这场访谈的主角’的意识,而是他最后仍以为,现场的各种声音是对他的性别不满,说出‘可能台上的主持人和嘉宾发言让您不悦,在此深表歉意;但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性别让您感到不悦,我们也要深表歉意,这确实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陈铭对担任现场翻译的电影学者缴蕊(左一)那句“加油”也令人颇有微词。(图/@电影坠落的审判)
一种互文
看完首映礼,很多人捕捉到了熟悉的“爹味”——引经据典、举手投足、彰显自己的水平、再教你们学点东西;但我觉得现场的爹味属于浓度不高的“浅浅爹味”,因为呛人的、暴戾的、不可一世的、没文化还爱教你做人的“爹味”在以往入侵得过多、过频。
比如会背几句曾国藩语录却从没看过其著作的“国学狂粉”,从短视频上学了两段巴菲特忠告的“理财大师”,在百度百科上拿白落梅的虚构和大冰的融梗当人生哲学的中年人,还有那些在家族群里学习量子养生学的父老、在工作群里发放成功学资料的领导,以及 “我教教你怎么采访写报道”的男作家——无论他们生活得如何一败涂地,面对你总是趾高气昂地像个将军。
“小爹怡情,大爹伤身”,这次首映礼呈现的“爹味”,还算温和。何况,有些“爹而不自知”,有些“完全无意图无意识”,有些“爹味”则需要进一步拆分。
“爹味”到底是一种方式,还是一种内容?是一种智力上的优势,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弱势?是一种权力欲望,还是一种担心失去掌控的诚惶诚恐?是一种闲情逸致,还是一种上纲上线?是一种对特定人群、性别、年龄所发动的技能攻击,还是一种公平、公正、随地大小爹、逢人便爹的平权运动?在人群中,有从未散发过爹味的人吗?人在一生中,能避免“爹”到别人吗?能躲避别人的爹味吗?
《新周刊》总570期讨论了“爹味”“妈味”和“人味”。
这次首映礼的访谈中,其实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比如陈铭提出,电影中小男孩丹尼尔每次陈述父亲的话时,都没有出现父亲的声音,这是真实的对话,还是男孩编造出来的记忆?
导演没有用一句话去切出泾渭分明的界限:“这要么是记忆,要么是真实,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这个事情不清晰、不明确。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瞬间,丹尼尔长大了,他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行动,左右事情的发展。”
在首映礼上,掌声、嘘声、道歉有时互不理解,社交媒体上的后续讨论也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为什么这句话让人反应那么剧烈?”“为什么你对那句话没有感觉?”“为什么如此理智冷静?”“为什么如此情感充沛?”
这和《坠落的审判》里的反差太像了。电影中的女作家桑德拉,强势又充满力量,不是一个完全弱势的受害者,而丈夫在很多时候难以和她共通。
当丈夫控告她出门工作,对儿子丹尼尔辅导时间少,剽窃自己的点子写成书导致自己放弃写作,给全家人强加很多生活方式等“恶行”时,桑德拉反击道:“你应该觉得荣幸,我的书受到了你的启发。这就是人生,一切都在循环往复。老实说,我希望你什么时候也能剽窃我一下找找灵感。”“作家不会因为有儿子或者有家务事就停止写作。”“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那些该死的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吓坏了!”
有观众因为桑德拉在很多事情上“绝不认罪”的强硬态度和镇静,在观影时倾向于视其“有罪”。真实的情况却是,越是充满了强大力量的人,越会受到强烈的审判。在这种审判之下,她的伤痛并不会比看起来弱小、慌乱、乖巧、顺从的人更少。
(图/《坠落的审判》)
茹斯汀觉得,爱情关系里最重要的是坦率和真实。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茹斯汀说,她和伴侣都拍电影——跟桑德拉夫妇一样,是同行——每个人都有自我,但是事情发生时,必须告诉彼此真相,“我讨厌他对我撒谎”。电影中的桑德拉尊重丈夫,所以不对他说谎,包括告诉他关于写作、育儿的真实想法。
令茹斯汀感到安慰的是,很多女性看到桑德拉和丈夫的争吵打架情节后,更加共情桑德拉,“我本来以为她们会不喜欢她”。
谈论一个话题,需要经验、兴趣、能力和共情。深受冒犯、剥削和伤害的,有繁多经验的,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当这样的人能表达时,可以诉说的体验会更多,迸发的情感厚度也更浓重。另一些人回避话题,可能也是出于这些原因。
当北大首映礼上董强被批评“卖弄学识”,陈铭被批评“过度表达”,戴锦华被指出“谈论性别问题”时,实际上,所有人都被攻击了。人们无法假装知道未知的,也无法假装不知道已知的。我们往往无法要求有知识体系、切身体验的人假装没有这一切,也无法要求没有知识体系、切身体验的人,突然有了这一切——即便骤然拥有,也大概率只是将其作为”社交货币“和”时尚单品“。
《坠落的审判》北大首映礼和《坠落的审判》本身像一组互文,茹斯汀在现场分享时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共同生活,“可能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一起生活,可能是家庭如何一起生活,如何把这个故事重新讲出来……因为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电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拷问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意义’”。她说,不要被动 地、全盘接受社会的“惯常”,而是思考和拷问, 重新定义自己对生活的态度,组织自己生活的结构。
(图/《坠落的审判》)
《坠落的审判》在每个国家放映的遭遇都不一样。美国观众认为女主有罪,法国观众认为女主无罪。这或许是茹斯汀乐见其成的,在撰写剧本之初,她就希望桑德拉是个复杂人物,像电影《控方证人》中的玛琳·黛德丽一样。桑德拉的扮演者桑德拉·惠勒甚至不知道片中的丈夫到底是不是“她”杀的,“我意识到这并不是这部电影真正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问题”。
真相重要吗?真相到底对谁最重要?
茹斯汀的回答,聚焦在如何更好地活下去,而非黑白分明,厚此薄彼。“真相是观众关注的问题,不是电影、法庭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故事、叙事、回忆,在创造中,不断接近真相,不仅是案件的真相,也是夫妻关系的真相。女主的律师说:‘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得到真相,而是为了帮你赢得诉讼。真相对孩子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思考,在不完整的家庭里,将如何生活下去。’”
这个答案,适用于很多问题,包括已经出现的、未出现的问题。
(图/《坠落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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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L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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