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方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等文件，一致同意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在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时隔四年后重启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对东北亚区域稳定、促进经贸和人文往来有哪些意义？三国未来如何进一步推进交流合作、排除域外干扰？观察者网邀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做出解读。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四年半再度召开。李强总理表示，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应共同推动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出发。如何评价这次会议召开的积极意义？

王广涛：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见环节，包括中国国务院李强总理在内，三国领导人在开篇都提到了“重启”一词，体现了各方对于能够保持沟通交流，抱有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期待。

毕竟，时隔四年半，这次会议为中日韩三国重回对话交流的正常轨道提供了一个契机。中日韩政治高层领域沟通渠道的正常化或者说重启，本身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观察者网：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人文、可持续发展、经贸、公共卫生、科技和救灾等六大领域。为何会聚焦这些议题？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朴喆熙表示，希望将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变成一个良好的平台，为缓和中美紧张局势发挥积极作用。如何解读这一主张？

王广涛：我个人觉得，这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讨论的六大合作领域，属于三国能够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在美国主导下，日韩在有意构建一个排他性、针对中国的小多边架构。围绕经济安全等领域，中日韩三国的认知与政策主张差异比较大，尤其是在“高政治”（high politics）领域，很难达成共识。如果能够扩大这六个领域的合作空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共识了。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谈

你提到的这位专家的看法，其实在韩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是一种有代表性的主张。因为中韩、中日在军事安全领域存在很多争议，而日韩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因此，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在相对柔性的经济、社会、人文领域达成一定共识，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政策的外溢效应，三国合作或可外溢到中美激烈竞争的部分敏感领域。

比如，中日韩谈论了许多经济领域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对中美涉及半导体行业的争端起到缓冲或者缓和的作用？我想应该从这种角度理解韩方学者的表态。

观察者网：相比去年戴维营美日韩峰会凸显的“小院高墙”、经济问题泛政治化等色彩，中日韩会议关于强调合作、深化互联互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主旨，是否构成一种平衡或对冲？

王广涛：从我们的主观意图出发，肯定想要实现一种平衡，或者说对冲美日韩在军事安全领域结盟化、阵营化的趋向。因为美日韩搞的三边军事安全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有牵制中国的意图。

本质上来说，美日韩峰会有一个潜在的牵制对象，是一种对抗性或排他性的对话机制；而中日韩会议是强调经济合作与对话，相对来说更开放多元，是一个更具灵活性的对话机制，我们不排他而且还呼吁强化与东盟的合作。同样是三边对话，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观察者网：您去年曾提出，韩国希望以“多边促双边”的方式来改善对华关系。从这次韩国政府对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视程度看，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在修补韩中关系上的努力？

王广涛：我的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此前，中韩关系经历了非常低谷的时期，当然目前中韩关系、中日关系也不是很乐观。而我认为，在没有举办三边外长会或是三边领导人会议的前提下，是不太可能开展双边领导人会晤的，比如中国邀请日方、韩方领导人访华，或者反过来等等，诸如G20或者APEC等多边会议的情形除外。当然日韩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中韩、中日关系有许多差异。

在改善双边关系、推动双边高层对话条件不成熟的前提下，我认为通过三边或多边的领导人会议来促进双边关系改善，依然是有发展潜力，且可以为多方所接受的一种外交形式。从整个东亚的情况来看，这次三国领导人会议开完之后，也许有利于各国之间推进双边高层交往，比如说中日之间在疫情前也有过穿梭访问，即领导人互访的机制。

观察者网：您也曾提到，日本在安保和经济领域，对美国和中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结合这次会议的成果，您认为日本可能会在对华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政策做出多大调整？

王广涛：目前来看，哪怕是在经贸和人文交流领域，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双方的原则性共识是，维持中日双边贸易额、加大投资并深化人文领域的交流有利于两国关系。但在具体的领域，中国的主张同日本方面的主张还有差异。

目前来看，围绕深化经贸与人文交流，中日之间在建立与推进新一轮对话交流机制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领导人的层面，双方还没有就具体的问题领域开展讨论与推进落实。

观察者网：李强总理在同尹锡悦总统会面时表示，中韩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双方应抵制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而韩国外长赵兑烈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向技术密集型，两国经贸关系从过去的互补性逐渐转变成竞争性，这对韩国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到中韩关系？

王广涛：经贸问题的泛安全化已经成为各主要国家在对华经贸投资领域的一个首要考虑。中方在声明中坚决抵制这种做法。

具体到这次会议，可以注意到，李强总理在韩国也会见了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这其实是在向韩国的企业界释放一个积极信号：在当前的合作模式下，中韩经济并没有出现如韩国所设想的那种竞争性。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一定称之为“互补”，而是互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中日关系也是一样的，并没有那么强的竞争性。

观察者网：这次三国领导人的通稿中也提到了重启中日韩自贸谈判的内容。关于这个长期讨论的话题，目前推进谈判的阻力有哪些？

王广涛：我留意到联合声明里提出，要追求“高质量”的中日韩自贸协定。其实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并不排斥谈判。然而，日本方面的主张之一是，中日韩自贸协定的标准至少不应低于《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自贸协定设立的标准。

应该说这十几年来，标准问题始终是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一个核心掣肘问题，当然这是基于纯粹的经济层面考量。除此之外，影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更大因素可能还是政治问题，比如涉及到领土争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等。所以，维持一个关于自贸区谈判的沟通机制，其实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中日韩三边的诉求。

2019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第十六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资料图

我们不太可能预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短时间内取得非常大的进展，但也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中日韩三国已经是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大型自贸区架构中的三个重要成员国。因此，接下来谈判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如何在RCEP框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我个人认为，如果围绕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无法实现超越，那么目前基于RCEP框架维持的现状也未尝不可。

观察者网：随着中日韩三边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未来日本、韩国借这个机制发展对华经贸合作时，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

王广涛：对于中日韩通过三边机制深化经贸合作，我其实有一个隐隐的担忧，也就是美国通过对韩国或日本施加压力，来影响两国同中国之间正常的经贸交流。虽然目前的美日韩三边对话机制主要强调安全议题，但美国的印太地区政策最重要走向之一，就是经济问题泛安全化。美国可以把经济上的问题朝安全化的方向引导，比如半导体领域，比如人文交流领域等等。

也许这样说有一点夸张，但我认为在三边合作机制下，日韩领导人对于同中国开展经贸交流与合作，其实也在亦步亦趋、投鼠忌器，他们希望在美国允许或者可控的范围内推进中日韩间的合作，争取在不同美日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相矛盾的前提下，推进中日韩之间经济人文领域的合作。

观察者网：对于这样的局面，中方可以朝哪些方向努力，尽可能说服对方排除干扰?

王广涛：我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实现三方领导人会议的机制化。这意味着，尽量不因为双边议题或三边的结构性矛盾而阻断这个会议机制。当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到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中方也会暂停或终止对话。所以，中日韩还是应该避免因为其它理由而影响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对话机制.

其次是在部分领域开展自下而上的务实合作，比如，目前中日韩三国都面临非常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包括三国之间也有开展人文交流的迫切需求。对于这些非常具体的领域，可以提高对话与交流的频率。政治高层间的对话起到引领作用，而具体的推动则体现在事务层面的交流，如果没有事务层面交流的遍地开花，高层对话也很难顺利推进。

最后，还是要尽可能排除掉其它潜在的不利影响因素。对中日韩三国来说，目前三边领导人会议聚焦的六大领域，本质上并没有损害美国在地区的安全利益，完全可以规避掉美国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日本和韩国方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否则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很难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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