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法齐，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在默克尔任内的大部分时期，德国都是常年风雨飘摇的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稳定之岛。然而，那些日子似乎已经是遥远的回忆。欧洲依然处于危机之中，但德国现在成为了危机的中心，又一次被贴上“欧洲病夫”的标签。

反政府游行在德国并不多见。因此，去年12月中旬，当数百位愤怒的农民开着拖拉机驶向柏林，抗议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中削减柴油补贴与农用机械税收减免的计划时，很明显有大事要发生了。德国政府显然有所顾忌，迅速宣布撤回这项计划，将继续保留税收减免，承诺会在数年内逐步淘汰柴油补贴而不会一次性废除。但是，农民们表示这还不够，并威胁说，除非政府完全放弃相关计划，否则就会加大抗议力度。

他们言出必行：接下来的几周，不仅在柏林，成千上万的农民还在德国多个城市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封锁了高速公路主干道，令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于是，德国政府使出了政治游戏剧本中最古老且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宣称极右翼势力在幕后煽动这些抗议，试图否定农民上街的合法性并吓退其他民众。

只不过，这一回，那些招式没有奏效。抗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声势越来越浩大，甚至吸引了来自其它行业的工人——渔业、物流业、酒店、公路运输、超市，还有普通市民参加。

德国农民在柏林街头抗议

结果是，最初因削减柴油补贴引发的抗议演变成对德国政府更广泛的反对。示威中最常见的口号包括：“‘红绿灯’联盟必须下台！”这指的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与2018年因油价上涨引发的“黄背心”抗议类似，农民的行动表达了政治层面的深层愤怒。

正如一位农民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最开始，我们希望彻底取消对农业补贴的削减……但现在我认为，这场抗议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感到不满的不仅仅是农民，也包括其它行业的人。因为柏林发布的政策正在伤害我们的家园，尤其是经济。”即使这样的表达也很委婉了：生活成本飙升，实际工资水平急剧下跌，大规模裁员与不断蔓延的住房危机正令朔尔茨政府的民调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德国人正变得焦躁不安。

除了农民的抗议活动，过去一个月以来，德国还发生了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几次罢工：货车司机、地方公共交通员工、机场安保人员、医生以及零售业从业者，他们都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预计未来几周会有更多工业领域的罢工活动。这尤其令人震惊，考虑到德国长期以来都因为罕有冲突的劳资关系而感到自豪。这种劳资关系模式历来强调工会与雇主联盟之间的相互配合。

问题在于，德国社会的和谐是基于曾经备受赞誉的“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如今这种模式已经无法延续。德国21世纪的经济成功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进口以及全世界的巨大需求。然而，过去几年来，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与乌克兰战争的冲击，这两根支柱都已荡然无存。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德国是2023年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目前正徘徊在经济衰退的边缘。工业产出已经连续五个月下跌。正如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BVMV）首席经济学家汉斯-于尔根·弗尔茨（Hans-Jürgen Völz）去年7月形容：“人们有时会听到‘悄然上演的去工业化’这种说法——好吧，现在已经没有那么‘悄然’了。”

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德国领导层自己导致的。首先，他们选择跳上制裁俄罗斯的战车，与本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国脱钩；接下来，他们又通过推行联合政府中两大党派最痴迷的政策（清洁能源与财政紧缩），令危机雪上加霜。取消燃油补贴的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源于德国联邦法院的裁定，政府试图绕过自己制定的财政规则，将原本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的600亿欧元转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是违宪的。因此，德国政府完成财政与气候政策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削减补贴。政府传递的信息已经令人习以为常：“我们别无选择。”

当然，这两个目标都是自我强加的，它们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不符合普通德国人更加熟悉的常识。他们不愿再接受以虚假的二元对立主张所定义的政治，德国政治中经常使用这种策略来确保不受欢迎的政策免遭非议。事实上，抗议者正在利用这种逻辑做出还击，正如德国绿党（他们一反常态地支持农民抗议）成员、有机农场主马丁·豪斯林（Martin Häusling）向《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农民们除了操纵柴油拖拉机以外别无选择。目前还没有电动拖拉机可用。”

对德国所谓“债务刹车”（2009年写入宪法的限制预算赤字法律）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大。日益明显的是，这些自我强加的财政紧缩规则限制了政府对学校、公共行政机构、铁路到能源网络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急需的投资；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规则也妨碍了德国政府完成减排目标所需要的投资。正如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所说：“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些规则会在一场严重危机中产生什么影响；一旦没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该怎么办。”

总之，德国模式似乎正在其内部矛盾的重压下解体。但这些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与大众的常识不同，德国在后欧元时代取得的出口成功并不是基于德国经济更高的生产力或效率，而是基于2000年代初期实施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它们使企业能够大幅压低工资成本。再加上“德国欧元”的结构性贬值，才使德国能够大幅提升相比欧洲其他贸易伙伴的竞争力，并巩固了德国在欧洲舞台上的政策主导地位。

不过这样做也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与经济代价：包括内需停滞、长期的投资不足、基础设施老旧，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的后果，即对国民收入的大规模再分配，从工资转移到利润。这导致德国那不稳定、低薪的工人子阶层规模日益扩大。正如我十年前写到：“德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从长远来看不仅是不可持续的，它始终处在衰败的过程中。”

然而，只要德国经济还在增长，只要安格拉·默克尔还在严厉又慈母般地指引这个国家前进，并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展示德国的力量，所有一切都可以被掩盖在地毯下，直到无法再被掩盖。

必须指出的是，德国如今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生存危机。德国对作为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强国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称之为出口民族主义（Exportnationalismus），它建立在认为德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一种天定命运的信念之上。然而，从“第四帝国”（《明镜周刊》2015年一篇颇具争议的社论）到“朔尔茨领导下的美国头号附庸”，德国在地缘政治舞台上蒙受的羞辱已经击碎了这个信念。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在柏林游行

这一点从德国政治光谱两翼激增的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中就可见一斑。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成功崛起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最新民调显示他们的全国支持率排在第二名。但新的政党也在不断涌现，这打破了过去稳定的政党格局。德国保守派串联组织“价值联盟”（Values Union）最近宣布有意成立一个新政党，以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为代表、试图抗衡另类选择党的左翼民粹党派也在民调中表现亮眼。尽管这些政党有不同的指导思想，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利用民众对经济、移民、欧盟和乌克兰军事援助等问题的普遍不满，以及对德国执政联盟日益增长的敌意。

德国建制派以及更温和的德国人正以典型的激愤情绪回应新近的民粹主义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另类选择党的高级成员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一项大规模驱逐德国的政治庇护人士和外籍公民的“宏大计划”，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另类选择党的大规模声讨，但这似乎并未削弱该党的受欢迎程度。

德国政客与媒体则纷纷呼吁取缔另类选择党，这种主张似乎已经得到了近一半德国公民的支持。显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说，取缔德国第二受欢迎政党的做法不仅令人震惊，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比如可能将德国从危机四伏的政治局势推向引发公民暴力的状态。

在风头正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席卷这片大陆之际，欧洲最好密切关注一下它的前任领头羊。俗话说，德国一打喷嚏，欧洲就会感冒——这种政治上的顽疾不可能很快得到治愈。

（原文于2月2日发布在英国UnHerd评论网站，原标题：“躁动的德国预示着欧洲的未来。” Flailing Germany is the Future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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