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球增速放缓、外需不足，我国外贸运行承压。2024年，中国外贸形势如何？面对所谓“外资正在撤离中国”，我们要如何应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时表示，从外贸角度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各种新的外贸形态，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商会来说，这都是一个新课题。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张菁娟、范维 编辑/冯雪、王恺雯】

观察者网：2023年全球增速放缓、外需不足，我国外贸运行压力不小。您如何评价2023年中国外贸的整体表现？对2024年的外贸形势又有什么预判？我们国家需要对哪些可能的挑战做好准备？

张燕生：2023年全球都非常难，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是2.7%，2023年是0.8%，预测2024年是3.3%。

2023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11.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为负（-11.4%），但是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了4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0.2%，仍保持正增长，尤其是出口保持了0.6%的正增长。在这样的外需形势下，能够取得如此成绩，难能可贵。

我认为，当全球需求好于2023年时，2024年中国的外贸形势会明显好转。实际上这种好转，在2023年11月就开始显现出来，在海运、外贸的数据中都有所体现。

2024年，令人担心的问题有两个：第一，贸易摩擦。2023年，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06万亿元，增长率接近30%。今年我们估计，世界上一些大国很可能针对“新三样”发起双反调查。

第二，贸易“脱钩”。2023年，我国对欧洲 、美国 、日本 、韩国的进出口都是下滑的，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这很大程度上受地缘政治影响。从中间品贸易的情况看，我们对美日中间品贸易的比重也都是下滑的。

2024年1月25日，青岛，港口青岛港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一艘货轮在缓缓靠泊。

观察者网：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说到外贸的新动能，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新三样”、跨境电商等等，您觉得我们国家如何才能加快培育出新动能？

张燕生：中国的“新三样”发展迅速且出口表现强劲，得益于其把握住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的重大机遇。另外，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2.38万亿元，增长15.6%，规模和增长率都是亮点。放眼全球，中国在这方面的增长算比较快的，而且涌现了一批处于模式创新领头羊位置的跨境电商企业。

我认为，下一步的新动能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几个新领域，如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这些都是我们用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绿色赋能来培育的外贸新动能。

观察者网：关于贸易方式，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拓展“中间品贸易”，这是在释放一种什么信号？

张燕生：中间品贸易主要由原材料、半成品和零部件构成，出口的部分供别人加工组装，然后再消费、再出口。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供应链的一种重要外贸形式。

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外贸形式是持续上升的，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化增长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上半年，中间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跌破了50%。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中间品贸易占整体进出口总值的61.1%，出口中间品贸易占出口总值的47.3% ，增长是比较强劲的。

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

第一，对一些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受地缘政治、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如美国、日本。美国和日本分别是中国的第三大和第四大贸易伙伴，需求强劲，但对两国的中间品贸易，均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

第二，对其他的主要贸易伙伴来说，中间品贸易的上升还是非常强劲的。对东盟、对欧洲、对德国、对英国的中间品贸易都是持续上升的。2024年我们要着重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让中间品贸易这个相互依存的贸易方式，能够战胜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战胜全球需求不足的影响，在数量和份额上升的同时，推动质量和增加值的上升。

2024年1月23日，江西赣州，工人正在赶制出口非洲地区的磁选设备产品。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2023年国家政策多次聚焦加工贸易，商务部等10部门在2023年12月27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中国加工贸易占外贸比重曾超过“半壁江山”，现在已经不到五分之一。您怎么看待这种结构性改变？在新形势下，重申提升加工贸易对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重新振兴加工贸易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燕生：加工贸易伴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45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前的1978年7月，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建立；1978年8月，大进制衣厂在顺德建立。

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嵌入到国际工序分工体系获得的，用离岸制造的贸易方式发展了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这一发展持续了30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一个拐点，加工贸易出口被一般贸易出口“替代”。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比重最高的时候达到了53%，现在已经下降到了18.2%。

加工贸易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和跨国公司是相互依赖的，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国际工序分工体系里。

我们的加工贸易下一步要思考怎么从过去的低成本转变到高增值，再进入到世界的高端。比如说台积电在晶圆制造领域是全球最高端、最挣钱的，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怎么才能够像台积电一样，在芯片和微电子的制造环节进入到世界最高端？在AI、量子信息技术领域进入到世界最高端？

除此之外，过去我们是嵌入到别人的国际工序分工体系，我经常在想，中国有没有可能构造自己的加工贸易产业链？比如说像台积电这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端加工工序和环节的生产能力。

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64%，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3万亿元。有没有可能拿出其中的5%，也就是1650亿全球发包，把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嵌入到中国加工贸易的增值链条中，做出新的贡献，这里面还包括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创新能力。

另外，国家也希望加工贸易这种方式能够转移到中西部。我认为，中西部的物流条件不如沿海，意味着它的运输和物流的成本更高。如果要转移到中西部，就要求中西部加工贸易的环节和工序，能够升值到中高端，也就是增值能力更强，承担成本的能力更强。

在我看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应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是各个地方都应该考虑和破解的一大难题。

2023年7月19日，南京国际半导体博览会台积电展区，300mm晶圆展品吸引观众。

观察者网：您觉得我们的加工贸易要用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迭代或升级？

张燕生：上一轮加工贸易的黄金期是1978年至2008年，江苏持续至2014年，广东持续至2016年，东莞持续至2020年，可以看到，全国用了30年来完成上一轮加工贸易的迭代，而江苏、广东、东莞等地用了35年至40年来完成。

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包括制造、服务、数字、绿色等，用新的贸易方式来发展新的外贸结构。虽然这种相互依存的外贸方式未来的金额和比重不会像过去那么大，但我相信，它会伴随着我国未来30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仍将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察者网：我非常关注的还有我们的贸易伙伴。和去年一样，2023年，我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还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另外，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增长势头都比较好，分别是2.8%、6.8%、7.1%。

要成为贸易强国，贸易伙伴的认可和同行是必须的，但是去年我国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呈现全面下降。您觉得问题出在哪？

张燕生：外贸强国，一定是由一个多元化的结构支撑的。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三个经济合作圈：第一个经济合作圈是东盟，也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经济合作圈是中日韩，我觉得中日韩会决定东亚生产网络，决定东亚生产方式的未来；第三个经济合作圈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初级产品的安全保障来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好，RCEP的合作也好，对于外贸来说是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型，把低成本的市场让给“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我们不应搞赢者通吃，要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建立一个新型的贸易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和发达国家（如美欧）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坚信，“有好顾客才有好企业，有好市场才有高质量发展”。毫无疑问，美国和欧洲是“好顾客”，也是“好市场”，要怎么做好美国和欧洲的工作？

第一是促进人员往来。

门要开得越大越好，怎么便利怎么来，航班越密越好，让他们用眼睛看中国，消除误读误解，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到欧洲、日本、韩国、美国跟当地朋友们交流，谈及“脱钩断链”、“去风险”、经济安全保障、建立战略互信等，他们都会说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都离不开你，一个14亿人的大市场，且2035年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谁会离开你？即使有少数极端分子希望“脱钩”，时间会告诉他们，他们是离不开中国的。

第三是要稳住美国和欧洲市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满足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洲第一步是转向回岸制造，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很多中国企业的对策是走出去，走进美国和欧洲的回岸制造，到美国、欧洲建厂。美国和欧洲第二步推动近岸制造，中国企业就开始走到北美比较近岸的地方——墨西哥，亚洲比较近岸的地方——越南和印度，欧洲比较近岸的地方——中东欧。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积极推动友岸制造，中国企业就走进西方的盟国体系。

这里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走出去？怎么才能走进去？怎么才能融进去？怎么才能本地化？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有国企，有民企，也有第三方合作。

我在日本调研的时候，日本朋友就会说，中国企业总是敢去日本企业不敢去的地方，比如非洲。他们说，有没有可能日本和中国企业一块走进非洲？我在法国调研的时候，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说，中国和法国企业能不能一块儿进入非洲？

其实不难看出，大家都有开展合作的意愿。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各个部门如何配合，共同支持中国和欧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话交流、商贸合作。

我认为，这是一场拔河，是少数极端分子和广大愿意合作的企业、民众之间拔河，我们在媒体、外交等方面都要做工作，让支持合作的一方越做越强大，孤立“脱钩”的那一方，让他们越来越孤立。

中企在乌干达投资手机组装厂有序运营，中国工人手把手教学。

观察者网：按去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意见，我们要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引导企业深入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和东盟等区域市场。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的外贸政策以及外贸大省市、外贸企业可以怎么做？

张燕生：我觉得，首先宏观层面上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国内媒体要宣传我们的政策。可以看到，现在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一带一路”市场，都对我国的政策有各种各样的误读，甚至有很多和我们贸易关系最紧密国家的年轻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感觉也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比重。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要做生意，先要做工作改变他们的态度，比如请更多的外国年轻人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到世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中国现在做得好的方面，要继续坚持。比如举办进博会、数博会、广交会、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会展和研讨。进博会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它对促进进出口贸易的作用非常大。

第三，对外贸来说，现在很像是回到了1978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发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各种新的外贸形态，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商会来说，这都是一个新课题。

对于那些我国发展快的新型贸易形式，如跨境电商等，怎么能够形成一个利益、责任、命运的共同体，值得思考。就像一个开放共享的生态，让更多“一带一路”的厂商，更多发达国家的厂商能够参与到我国跨境电商的生态和网络中来，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

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1年，全球的产业政策从34项增加到近1600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大幅度上升，而且保护政策从8%提高到48%。另外，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占比已经达5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研究和解决该如何改变全球保护主义上升，地缘政治影响上升、政府干预贸易、经济和产业活动上升的态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我们今后外贸高质量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我们更要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更要完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做得越深化，我们的国际化做得越深入，人们的战略互信就能够构建起来，相互认同就会构建起来。经贸作为国际贸易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推动器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中，就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2024年1月26日，浙江金华，金义综保区跨境电商垂直云仓内，工作人员忙着分拣、打包、装车。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聊一下贸易的主体。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中的主力，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占比近几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也是您比较担心的。您觉得不同的外贸主体在外贸当中担当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如果外企在外贸进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会对高质量发展产生哪些影响？他们为什么不可或缺？

张燕生：我们看一下外贸的数据。2022年，国有企业的出口占比是7.8%，而民企的占比是60%，从进口看，国企的占比是27%，民企的占比是37%。从外贸的进出口数据可以看出，国企和民企的分工是不一样的。民企是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换的主角，国企是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大宗商品安全和供应链安全的主角。

曾占外贸半壁江山的外商投资企业，2023年在全国的进出口贸易比重降至30.2%，且仍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外企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榜样和同盟军，过去我国通过嵌入到跨国公司国际工序分工体系来学习国际管理、技术创新、人员培养。我认为，外企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要想真正稳外资稳外贸，就不能把企业不同的主体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它们都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不是“自己人”呢？我认为，在和“脱钩”、“断钩”较量的时候，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是“自己人”。

对不同的贸易主体一视同仁，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制度型开放一步步做到这一点。

观察者网：您刚刚也提到一个数据，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出口总值中的占比已经降到了30.2%，您是否认为这个占比不能再继续下降了？我们要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外贸中的比重，或者说至少维持这一比重？

张燕生：我认为，这一占比还会继续下降，要改变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去地缘政治化，即不管世界怎么变化，中国保持开放，中国坚持市场经济改革，中国坚持法治，中国坚持平等对待外资，且欢迎外资。

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人们是看你做什么。每一句有利于稳外资、稳外贸的话，都必须要有细则，都必须要能落地，都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治理体系，做到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治理方式来管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国务院2023年7月25日成文的“稳外资24条”就特别好，条条都是突破性的。想让外资有感，就必须要解决从中央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政策落地的问题。

2023年2月25日，湖南娄底，工人在一外贸制鞋企业车间忙碌。

观察者网：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同比下降，“外资正在撤离中国”成为一些外媒的热门报道话题。我注意到，一方面我国吸引外资增速确实在放缓，但另一方面新设的外资企业数量却在较快增长，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对华投资力度还在加大，来华考察洽谈的跨国公司还是络绎不绝，表现出对投资中国的极大兴趣。您怎么看待近年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及其发生的变化？对于2023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的波动，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

张燕生：2023年11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曾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海外投资企业今后1-2年有意扩大业务的地域主要有三个区间：55%-75%的日本企业有意在墨西哥、印度等国扩大业务，具体而言，7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印度扩大投资；45%-55%的日本企业计划在“友岸”国家扩大业务，多为发达国家；而有意在泰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占27%）、中国香港（占20%）等地扩大业务的日本企业在45%以下。

我看了这么多年数据，这是前所未有的，要引起重视。

过去45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现在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非经济因素的压力等。不过，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企业认为机遇在中国，希望能继续在中国发展，并扩大发展。

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变了，比如日本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面临很大的竞争，日本丰田汽车开始寻求同中国企业合作；第二，受到了一些国家长臂管辖的限制，日企反映他们不知道美国的长臂管辖红线在哪，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合规，也不知道这种长臂管辖是否会不断改变。因此，一些企业为了安全，就把他们的产业链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三，中国需要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我们应更开放，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扩大投资，扩大发展。

说实话，对于一些日本企业来说，一个车型的改变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中国可能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技术、产品、管理的转型。这时就需要中国和日本的企业有更多合作和交融，我们学习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精益求精，日本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活力、敢为人先，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发展。

观察者网：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来大力吸引和利用外资，提振外资在华的发展信心，包括“稳外资24条”；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等。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您觉得吸引外资的关键是什么？在这方面您有何建言？

张燕生：现在国内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这些开放特别得好，当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时，我国仍高举全球化大旗，单方面扩大开放，这对外资来华投资、增强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声音是对等，即你给我开多少我就给你开多少。但我国是大国，对方可能是中小国家，我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对方可能是比较单一结构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事讲对等，很多开放的举措就很难落地。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4年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这意味着其中既包括与外贸外资相关的直接管理部门，也包括非外贸、非外资的经济管理部门，还包括非经济部门。大家能不能共同稳外资、稳外贸，这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横炮”。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很好，但是一些非外贸外资部门的同志们，他们可能不了解他的政策会对外贸外资产生什么影响。还有一些非经济领域的部门，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政策会给外贸外资带来什么影响。因此，我认为在外贸外资管理部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以及非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一个机制，用于政策信息的沟通、共享和评估是很重要的。

此外，华尔街的人经常和我说，中国政府可以在稳外资、稳外贸或者是相关政策出台前，和市场、企业、民众对话，不断调整市场、企业和民众对外贸外资方面的预期。

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方式慢慢调预期，慢慢形成共识，等政策出台时，社会已经对这些政策广泛认同，广泛接受，广泛执行，就会使我们出台的稳外资、稳外贸的政策效果更好。

当然，核心问题还是怎么能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稳外资、稳外贸政策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国内社会各界对稳外资、稳外贸有正确的解读，怎么能够让这些政策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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