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随着国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有目共睹。而美国为护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华推行所谓“全面竞争”战略，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打压、围堵。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内某些政客及右翼智库高调炒作中美“冷战II”或“新冷战”论调。

要判断中美是否会发生“新冷战”，首先应清楚当年冷战的基本特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处于尖锐的对抗中，不仅有大国的竞争，更有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竞争。二战结束后，由于冷战铁幕的降临，美苏两国实际上彼此孤立发展，在经济上，两者是“平行市场”；在军事上，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抗；在意识形态上，美苏两国进行着“自由”世界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对抗。美苏之间的人文交流也受到冷战极大的制约。

美苏除了在欧洲形成两大尖锐对抗的军事集团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等也激烈角逐，多次爆发代理人战争。美苏两国在总体维持冷战的同时偶尔爆发地区热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存在本质区别，现在的时代背景也与1947年前后爆发冷战时不同。中国不是苏联，中国与地区及世界的关系也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第一，中国的经济规模、综合经济实力远超过当时的苏联。冷战时期苏联经济实力最强时达到美国的40%。而中国经济规模当前为美国的70%。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工业总产值是美、日、德三大工业经济的总和。

第二，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及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远超过当时的苏联。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场，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不断攀升。西方国家与中国有着庞大的贸易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也在迅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三，中国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国际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数量远超当时的苏联。中国当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国际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粮农组织等拥有重要席位；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投资国，同时也是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国际与地区发展融资机构的重要出资方，更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金砖银行）等新兴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的创办国和主要出资方。

第四，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对外强加意识形态。与冷战时期推广自身意识形态的美苏两国不同，中国反对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搞意识形态集团对抗。中国主张文明对话，反对文明冲突的理论。中国文化主张以和为贵，中国的和平崛起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

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的实力与国际声望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美国的体制与文化存在重大缺陷，政治极化严重、国内分裂加深、相对衰落加剧，制约其对华推行“新冷战”的能力与国内基础。

一是政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社会的问题，贫富悬殊、种族关系紧张、人口结构调整、枪支暴力等成为消解美国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尤其近几年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矛盾激化，社会撕裂难见修复。

二是经济发展后劲断档。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严重，长期以来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近80%，尤其金融泡沫愈演愈烈。此外，当前美国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均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联邦政府债务不断提高上限，如今步入难以维持的程度。这种状况尽管仍有美元优势地位的加持，但从中长期看将不具有可持续性。

三是内外政策遭遇反对。美国常年穷兵黩武，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美国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上也遭到广泛反对。美国在和平时期常年将军费开支保持在GDP的4%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国内基础设施老化，其社会福利、基础教育与研发等均需要大量财力投入，但由于军工复合体的影响，美国军事干预的对外政策难以撼动，也严重限制了美国推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能力。

总之，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的现实以及各自的实力状况，都不具备发生中美“新冷战”的基础。中国不是苏联，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保持地区与国际的和平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都负有特殊的责任。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保持稳定有着很高的期待，作为挑起争端的一方，华盛顿应当更多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当下应该做的是恢复、扩大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不走冷战的老路，两国人民与国际社会都将受益。（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