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每到周恩来总理的诞辰与忌日，人们总会自发地表达怀念之情。到了国家与民族喜庆复兴的时刻，大家也总是想起他老人家：“总理，现在，飞机想要飞多少就有多少，不用飞第二遍了！”

动人的是，在阿拉伯人的心里，也始终牢记着周恩来的光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阿拉伯世界对周恩来愈加地崇敬。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不止一条，其中，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影响很大，他们二位在著作里都对周恩来充满深情与赞美，如今。中东人把这两位当作中国问题权威，对他们的判断深信不疑。不过，更关键的是，有三件重大往事铭刻在阿拉伯人的记忆里：

第一是不结盟运动，阿拉伯知识分子普遍把周恩来与纳赛尔、甘地、苏加诺、铁托并列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为纳赛尔与周恩来曾经在万隆会议上并肩合作而自豪；

第二是，新中国尊重并重视二战后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不仅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真的以那些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

例如，阿联酋阿语报纸《海湾报》在2019年的《阿联酋与中国——哈耶德建立再由继任者巩固的历史性关系》、2022年的《阿联酋与中国——持久的关系》中都强调，中阿两国关系始于阿联酋建国之初，与该国历史同步：

“已故扎耶德谢赫（阿联酋第一任总统）与中国建立了（两国）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时光漫漫的历史深处，随后催生出伙伴关系和多领域的合作。该关系始于1971年12月3日，也就是阿联酋成立两天后，就在那一天，扎耶德谢赫给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电报，通知他建国一事，周恩来回复了一封贺电，在电报中，中国承认了阿联酋。两国于1984年1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第三是，新中国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人民，是最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非阿拉伯国家，同时也支持和同情阿拉伯人民在各地的独立与解放斗争。

《海湾报》在2019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何以建立》一文中，便回顾往事：

1955年万隆会议上，纳赛尔提议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遭到锡兰代表的反对，而尼赫鲁态度暧昧。叙利亚代表团成员舒克里尖锐地批评尼赫鲁：“阿拉伯世界钦佩尼赫鲁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光荣斗争，因此对他采取支持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所代表的殖民主义的立场感到惊讶。”尼赫鲁的回答是：“啊，我的先生，我是革命的儿子，所以，先生，我也是苦难的儿子。”

文章随后讲述：

“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议案，将（巴勒斯坦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列入议程。”

因为这件往事，阿拉伯人在心目中始终将周恩来与纳赛尔视为不结盟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其意义超过尼赫鲁与铁托。

中东媒体上的图片：纳赛尔访问中国

实际上，阿拉伯世界一直相信，中国当年曾经可能直接派军队帮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作战，也曾经考虑直接给巴勒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去年10月，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巴以问题再度成为热点，到了该月30日，黎巴嫩《白昼报》发表了沙莱克·阿里的文章《中国与巴勒斯坦》，比较准确地介绍了新中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文章一开篇即指出：

“（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事业，推动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过文中有如此的讲述，反映了多年来阿拉伯人的典型想法：

“但她（中国）在处理（巴勒斯坦领导人）舒克里的物质支持请求时更加谨慎。那是因为，中国总理周恩来考虑到巴解组织没有一个可以接收和培训中国装备的特定地点；他也照顾到阿拉伯各国政府对此类支援难以接受。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在中国支持从巴勒斯坦到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解放运动的问题上发挥了作用。”

该段话语体现了目前很典型的“阿殇”心态，认为都是因为阿拉伯方面的原因，周恩来与新中国才没有给巴勒斯坦提供军事方面的直接帮助。

实际上，早在2017年1月22日，半岛电视台的阿语官网就发表了《周恩来——选择站在阿拉伯与巴勒斯坦一边的中国领导人》。文前配有周总理的彩色肖像照，惊人的是，图下配文为：“周恩来支持世界解放运动。”文章第一段则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支持阿拉伯国家并与之建立关系方面同样作用突出，须知北京是第一个悬挂巴勒斯坦国旗的非阿拉伯首都。”

该文实际上是专篇介绍伟人生平，其中谈道：

“在外交政策层面，他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为中国外交的基础，后者在万隆会议上得到通过，随后成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自成特色的关系，并在不与大国断绝联系的情况下，支持了解放运动。 周恩来还在中国支持从巴勒斯坦到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解放运动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北京是第一个悬挂巴勒斯坦国旗的非阿拉伯首都，开设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并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敞开军事援助的大门，向他们提供弹药和装备。 尽管中国不需要，但他还是购买了五万吨埃及棉花，而这为与开罗建立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为他前往亚洲和非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之后他将对埃及进行著名的访问。”

该文截图

坦白说，在半岛网页上读到如此的文字，我很吃惊。果然天下人心都是清明的啊！周总理及其所代表的新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友情，那里的人们丝毫没有忘记。

《周恩来——选择站在阿拉伯与巴勒斯坦一边的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对半岛稍早一篇文章的缩写，后者发表于同年的1月10日，是专为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十一周年的长文。作者伊扎特·沙鲁尔当时是驻北京的青年记者，其文章的标题十分感人：

《深沉夜色中怀念皓洁圆月》

标题里的“圆月、满月”（音译为“白德尔”）一词同时还有“品格完美的少年”之意，在阿拉伯-波斯文化里，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纯洁的青春少年，比起其他一切美丽的生命都更美。因此，同一个标题也可以理解成：

《深沉夜色里怀念完美的少年》

中东传统文化那种充满力度的诗意，从一个标题就倾泻出来了。

此文倾力歌颂周恩来一生的辉煌业绩，但在我们读来却是又感动又啼笑皆非。作者如同绝大多数中东精英一样，难以理解中国近代史，又深受西方“汉学”影响，结果形成了彻底的误解。沙鲁尔丝毫不清楚晚清民国风雨如晦的局势，于是，竟按照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艺的模式，对了解到的资料任意剪裁，放纵想象。那位作者真诚的笔下，周恩来成了《故园风雨后》主角一样闲逸多金的贵族子弟，成了中国版的尼赫鲁、中国版的罗斯福：

“他是贵族（原文直接使用了aristocrat的阿语音译词）家庭的后裔”，“他的家庭选择让他远离动荡的气氛与血色的事件（指五四运动），于是将他送到法国，让他在启蒙之都巴黎完成学业，再在德国和英国的西式大学游学。”

沙鲁尔的介绍里处处都是误会与错误，然而，仍然能让读者感受到一枚金子般放光的人格：

“他成为1919年的学生运动——被称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最终，在入狱一年后，他变为一名革命的学生领袖。他爱上了在监狱里遇到的一位名叫邓颖超的女孩，她成为了他的妻子、他征途与生活的伴侣。但两人并没有能生下儿女来延续血脉，不过，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因为他们的业绩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足以令他们不朽。 他暗中潜入上海，从内部组织了中国所见证过的最智慧的秘密暴动。但是，孙中山去世后，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爆发内战，使国家陷入了大屠杀。周恩来的头颅遭通缉，不管他是生是死，赏金都是与体重同等的黄金。但他设法迷惑探子们，并摆脱了他们。”

不过，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不应当一笑置之，其中呈现出我们很难料到的情况，那就是，当今，中东采用一神教的教义来理解、定义并阐释中国近代史。最堪作为证据的是，作者如此介绍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在适当的时刻，历史的必要性浮现出来，将他变为一个三人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个三人组合改变中国的面貌。”

哪三个人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周恩来与邓颖超

所谓“前定”，原词为“gadar”（音译为“盖德尔”）。在伊斯兰教里，“前定”是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须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无法更改的，人无法预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必须注意到，无论西方还是中东，都用一神教的思路想象和讲述整部中国历史，这一方法顺滑地延伸到对中国近代史的“建构”里。在目前的中东，类似的历史观念已经确立起来，即，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设定好的，恰恰证明了真主是万能的，也是神秘的，非凡人可以理解，其意志是不可能被凡人改变的。说是历史观念，其实已经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不管怎样，周恩来在中东人心目中熠熠生辉，他已近似“历史偶像”，开明的知识分子们喜欢在写文章时引用他的格言。2017年，阿联酋英语报《民族报》上一篇书评《被选中的少数？》在开篇便谈道：

“1971年，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由亨利·基辛格邀请评估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时，暗示了他对历史的长远看法。他的回答是：‘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不过，由于对周恩来充满误解，阿拉伯媒体上引用的一些所谓格言以讹传讹，匪夷所思。2014年，《海湾报》上一篇痛斥伊拉克乱局的《伊拉克与选举闹剧》中便有如此的讲述：

“当有人问中国总理周恩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会有怎样的未来？他回答说：‘世界的一切都会陷入混乱。’”

最离奇的一例是，2022年，埃及作家伊米尔·安敏在《海湾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讨论佩洛西窜台事件，其中的分析不无见地，但在最后一段，却忽然冒出一句：

“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的战略耐心长达一千年。”

然而，有一则情况是个例外，值得我们重视。《海湾报》有一位专栏作家贾米鲁·马塔尔，昔日曾经在埃及驻中国大使馆任职，不止一次见过周总理，聆听他关于世界局势的理论。马塔尔对那段经历颇为珍视，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初的现场记录，有时会拿出来重温。因此，他在文章中一再引用周总理当初的观点。

例如，在2023年的《针对不同世界的不同政策》中，他认为，如今已然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中国是新世界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埃及却处于新世界的边缘。然后，他感叹，如今，埃及与其他国家的很多青年人都不知道，当年，埃及等国曾经率先承认中国为“发展中的世界大国”，接着，他回忆道，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应邀来埃及驻华大使馆午餐，餐会期间赞扬了埃及的这一外交政策。

该文截图

更具价值的是，在2021年的《世界峰会今与昔》、2022年的《充斥谎言的当今世界》中，马塔尔都提及那样一桩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金字塔基金会赞助下刚刚成立的“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马塔尔是该中心的创立人之一）组织了一支考察团，开启了一场“泛亚之旅”，中国是第一站。文中说：

“我们怀着信心而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相信，不用太多时间，就将看到亚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大陆。我们还坚信，中国和俄罗斯（原文如此，其时为苏联）之间的差距将扩大。毫无疑问，我们的同事穆罕默德·赛义德·艾哈迈德和周恩来之间就意识形态展开的激烈讨论，是最有力的证据，展示了我们一方与中方的那一预期的重要性。” 那是一场持续数小时之久的会议，气氛活跃，与会每个人都开动创造性思维，踊跃发言。其时是在基辛格访华之后，在马塔尔看来，“与基辛格合作，让中国摆脱了西方强加给它的孤立状态”。在那样的形势下，埃及记者艾哈迈德与周恩来谈及中苏冲突，追问他如何定义“超级大国”？周总理指出：“超级大国是一种状态，而不是靠体量来决定。”（2021年文）同时，他谈道：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思想里，世界的一部分为‘城市化的世界’（直译为‘世界范围的城市’），包括美国、欧洲与苏联，还有另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农村化的世界’（直译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括中国以及你们的国家——即埃及——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接着，文中说：

“他补充指出，因为这些国家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霸权的苦难，所以现在不会像西方国家和苏联那样建立霸权，今后也不会那样做。”（2022年文）

《充斥谎言的当今世界》以俄乌冲突为主题，马塔尔抚今忆昔，坚定地得出结论：

“在发展中国家的眼里，它（中国）仍然保持着在其复兴初期（原文如此，是指新中国初期）的品质之一，多年来一直加以坚持，并真心为之自豪。”

到了2022年，在中东的媒体上，仍然回荡着周恩来几十年前的铿锵之音，伟人的智慧穿越了时空，始终在照耀世界，让人怎不心潮澎湃！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看似非常简单的话，但只有在领略到中东媒体上的总理风采时，才能理解那朴素话语的分量。周恩来不仅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中东，他就像高天的皓月，鼓励阿拉伯的无数“少者”踏着深沉夜色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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