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是越南新娘,我要让她感到骄傲”

更新时间:2024-03-16 17:58:34作者:无忧百科

“我的妈妈是越南新娘,我要让她感到骄傲”

【文/ 黄灯】

张正敏1996年出生,在去往她家之前,通过断断续续的交往,我大致知道她的情况。2016年11月的一天,正敏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我看到了一张明亮而灿烂的脸,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正敏来自广东F学院劳经系,和我教过的冉辛追是同一个专业。我没有给她上过课,和其他孩子的拘谨不同,初次见面,正敏大方而坦然,她向我讲明了来意:妈妈是越南人,小姨和婶婶也是越南人,她从小在越南人堆中长大,从小就感受到了外界对越南女人的成见。进到大学,她想和同学申请一个课题,研究村庄的越南妈妈。正敏说,她看过我写的东西,认定我是全校最适合指导她的人,希望我能做她的项目导师。

我想都没想,答应了她的要求。这样,因为写作的机缘,我意外多了一个走得很近的学生。正敏聚焦的对象是越南新娘,其中包括自己的妈妈,在我看来,她选定这一群体,本身就隐含了回望和梳理自己成长经历的隐秘动因。在正敏的描述中,我大致能勾勒出她成长的若干轨迹:一家四口,妈妈来自越南,爸爸是粤西山区的农民,哥哥初中没有毕业,她是村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也是小学班级唯一的本科生。

2017年12月1日,离期末考试还有一段时间,正敏和我难得都有空闲,在他们课题进行大半的时候,我终于找到机会去他们调研的村庄走走。

裸露的家

爸爸知道正敏要回来,早早去镇上买了一只鸡,此刻正在厨房忙上忙下。刚进门,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映入眼帘,花白的头发稍显凌乱,他回转身,见到礼彬和我,腼腆地一笑,没有说一句话。正敏放下行李,走近灶台,麻利地点燃一些竹片,柴火立即燃烧起来。不到一个小时,饭菜便端上餐桌,爸爸明显松弛下来。

直到坐下来吃饭,在简陋而阔大的椭圆形餐桌旁,我才留意到正敏家房子的层高,远超一般住房。屋内几乎没有任何装修,墙壁裸露出原本的砖红色,砌得极为平整、结实。通往二层的楼梯,没有装扶手,可以看出预制板的底色,安全起见,边上稀疏地竖起了细细的钢筋和木条。房子的布局,在当下的小镇极为常见:长条形,纵深长,宽度仅五六米。因单层面积有限,正敏和哥哥的房间,都安排在二楼。整栋楼,除了正敏的房间有一扇旧门,其他房间还是毛坯状态。

整体而言,房子又高又瘦,墙面整洁、挺括,地面干净,简陋到极致。“裸露的家”。厨房是家里唯一能看出装修痕迹的地方。洗手台保留了原始的预制板,烧火的灶台上,贴了暗红色瓷砖。正敏曾经提起,“我妈外出了几年,觉得不妥,回来搭建了一间厨房,说是要将家里的火生起来再说”,由此推断,厨房的装修,是妈妈刻意而为。

火生起来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家里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正敏和爸爸、哥哥一样,七八年来,依然被妈妈一砖一瓦垒起来的房子庇护。这个家,妈妈再也没有回来,家里有她已经长大的两个孩子。置身屋内,我第一次体会到“家徒四壁”的含义。当正敏告诉我,面前简陋而坚固的房子,从地基到屋顶、从砌墙到厨房的装修,全部由妈妈一个人徒手完成,我内心唯有震撼。

我突然理解眼前的女孩此前和我说过的很多事情。我也突然理解,相比男生的爽快,她在邀请我去家访时,为什么总有更多的犹疑。

是正敏的信任和坦诚,让我拥有机会,感知到她这样的孩子,其生命的底色和艰难。

第二天,按照计划,我们准备前往正敏调研的主要村庄——她出生的小水村。

小水村位于陂面镇北面,距离镇中心大约十三公里,离阳春市约六十公里,山地面积占到百分之七十,四面高山环绕,仅有一条马路与外界相通,村民大多以种植橘子、丝瓜、茄子、苦瓜等农作物为生。



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小水村(图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

正敏原来的家,位于小水村的一个偏僻角落。陂面镇的房子,尽管极为简陋,在正敏心中,却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因为妈妈的坚持,十岁那年,她终于离开了偏僻的大山,来到了便捷的小镇,她上学的时间,从步行一小时的山路,变为步行五分钟的水泥地面。

正敏家的房子,掩映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从山顶往下看,因常年不住人,房子早已被缠绕的杂草和树枝吞没,到处爬满了青藤,“我家的老房子早就被树啊、藤啊缠住了,房子都塌了”,面对无处下脚的路,她本能地提防随时蹿出的蛇。在正敏记忆里,小水村的旧居仅有三间房,一间厨房,一间杂物房,一间卧室。卧室里放了两张床,正敏和妈妈睡一床,爸爸和哥哥睡一床。实际上,自从离开村庄,正敏几乎没有回过家,她很难相信,自己生命中的最初十年,竟然在此度过。爸爸将手扶拖拉机开往小镇后,这个比之陂面镇更为简陋的家,已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尽管早已搬离,村里依然有正敏的亲人。1992年,妈妈被姐夫的家人骗到中国贩卖后,正敏的爸爸以两千八百元的价格将她带到了小水村。对于广东越南新娘,我曾从李沐光那儿了解到一些信息,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除了台山,阳春也是越南新娘的重要聚集点。

2018年7月5日,正敏爸爸中风,妈妈远道回来照顾,在返程外出打工的途中,因没有身份证,妈妈买不到从镇上到广州的汽车票,正敏只得叫一辆顺风车将她送到学校。这样,在广东F学院,我和她妈妈见了一面,她很自然地提到当年被卖到广东的情景。

从1992年算起,正敏妈妈来中国已经二十五年,她实际出生于1975年,到中国时仅仅十七岁,但在正敏记忆中,妈妈出生于1973年。妈妈的故乡在下龙湾的一个渔村,家里十姊妹,在越南人眼中,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邻国,不啻寻梦的天堂。她一直想去中国打工,姐夫的姐姐得知她的心愿,以此为由骗她离开家门,其实早已暗中联系好了买家。哪料在路上,两人都被同伙卖掉,最后辗转到了广东阳春的大槐农场。因年龄小,身板瘦,她在农场经受了三个月语言不通、身无分文、担惊受怕的煎熬,被正敏爸爸带回家。

阳春的小水村,比越南的故乡还要穷,“我以前从没挨过饿,但这里大米都没得吃”。习惯海鲜的胃,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就木薯配稀饭。妈妈过不惯,天天都想逃跑,“但跑不掉,一个人跑,全村人都去找”,此后,家里一直派人跟踪她。直到生下正敏和哥哥,妈妈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她抓住一切机会干活,甚至学会了犁田,和她同时来到中国的好几个女子,生完孩子后,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再也没有回来。

从时间看,1990年代初期,正敏妈妈算得上小水村的第一批越南新娘。不少人生完孩子回家探亲时,会从家乡带一批姑娘过来,这样,2000年前后,小水村形成了越南新娘聚集的第二个高峰。妈妈多次偷渡回家,共带回三个姑娘,其中就有自己的小姨。小姨嫁给了邻居,其他两个,一个嫁给正敏的叔叔,还有一个嫁到了镇上。


玛格南镜头:独自等待的越南新娘(图片来源:IC photo)

如今,正敏一家早已搬离村庄,但婶婶和小姨还居住在原来的地方。正敏从小在越南女人堆中长大,跟随妈妈知道她们的很多秘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曾经熟悉的越南话,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在做课题的过程中,正敏统计到小水村共有十六位越南新娘,知道彼此盘根错节的关系。2017年8月,正敏去当地派出所,想给妈妈弄个户口,从政府回复的消息推断,陂面镇像妈妈这样的越南女子,多达一百一十位。

不管是身份歧视,还是留守儿童及单亲孩子的聚集,无不显示了这一历史沉疴,在经济贫困与孩子教育维度所面临的危机。每次看到哥哥、堂弟和堂妹,很多时候,正敏会恍若梦中,

她很难想象,自己竟然走出了如此闭塞的村庄,来到广州成了一名大学生。

背后的妈妈

正敏曾用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求学过程,一句是“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到了城市”,另一句是“我能上大学,都是因为我妈妈”。她小学二年级在小水小学读,三年级到六年级在陂面小学读,初中上的合水中学,高中到了阳春市,然后到广州上大学,历经了一个农村孩子最为常见的求学路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都会中断求学过程,正敏之所以能从偏僻的小水村来到广州念大学,离不开妈妈的强大支撑。

正敏六岁时,妈妈坚持一定要回越南看望家人。“她走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怕她不回来,我追着摩托车哭,一路跑一路哭,那个场景永生难忘,好像和妈妈生离死别一样。”庆幸的是,半个月后,妈妈说服家人回来了,同行的还有外公。

生下孩子放弃逃跑计划后,妈妈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在山村,家里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种橘子,二是爸爸开手扶拖拉机运木材。种橘子的收入不稳定,好几年,将成本和人工去掉,根本没有太多盈余。正敏至今记得,小小年纪就随家人去到各个山头,拖着两三百米的软管,在橘子树的杂草中喷洒农药的艰辛。在正敏六岁前,妈妈除了正常的家务劳作,一直兼做副业外出砍竹子,每天傍晚,她和哥哥最开心的事,就是在知了的叫声中,听到妈妈回家的摩托声。

2005年,家里的橘子获得了意外丰收,加上砍竹子的积蓄,妈妈的第一个念头,是带孩子们离开村庄。她并非意识到村庄的教育质量和镇上日益拉大的差距,离开村庄,纯粹是不忍心孩子们往返校园的艰辛:“两个孩子太可怜了,上学走那么远、那么辛苦,早上拎过去的粥、饭,到中午变馊就不能吃了。”爸爸不愿离开,父母协商不成,“妈妈一意孤行,到镇上去打听,得知有人出售老房子。她拿着身上仅有的两万块钱,东凑西借,筹够了三万多,逼着爸爸去签字买下了隔壁镇上的老瓦房”。正敏由此离开了小水小学,来到了离家五分钟的陂面小学,对她而言,这是从“最农村”的起点,向上前行的关键环节,“至今我仍旧感激妈妈当初的决定,因为她,我才能够接触到更好的学习资源,才有今天的我”。

直到今天,正敏回想起镇上求学直到初中毕业的经历,她对学习上面临的挑战始终无法说清,但围绕一个贫寒之家经济来源的窘迫细节,却让她刻骨铭心。妈妈带领全家搬到陂面镇后,正敏和哥哥上学方便了很多,但生活条件并未获得太多改善。爸爸依旧进山打理橘树,刨去成本,收成最好的年份不超过一万元。妈妈则马不停蹄地找了一家鞭炮厂,每卷一百根鞭炮,收入三块五,一个月最多能赚三百元。与此同时,她还找了两份散工:一份稍稍固定,每个月4号、7号、10号去饭店打杂;另一份则为随叫随到的建筑小工。

2012年,隔壁家的房子要重建,正敏家的墙壁与之相连,这就意味着住了七年的老房子必须拆除。面对刚刚还清的购房债务,十几万的建房款犹如天文数字,让全家人发蒙。爸爸骨子里怪罪妈妈,面对迫在眉睫的难题,他没有选择分担,竟然袖手旁观;妈妈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为了省下高昂的人工费,她根据工地积累的经验,亲手建房。


越南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2018年,我在学校和她见面的时候,曾经聊过建房子的细节。妈妈记得自己买砖、买水泥、买钢筋的任何一笔开支,记得自己跟着隔壁的砌墙师傅,学着挖地基、和水泥、一寸一寸将墙垒起的过程,“整栋房子,都是我自己做的”。她唯一的心愿,“是希望家人有一个地方住下去,有一个地方不遭风吹雨淋,其他再慢慢打算”。房子做到一半,没有钱建屋顶,她不顾体力的极限,选择外出打包装废纸,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月,换回五千元,屋顶装好后,房子终于建成。

正敏曾经细数过妈妈干过的活: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多年的足迹,遍及阳春、肇庆、福建和浙江。这所有的工作,没有一件可以持续、稳定地为妈妈提供过得去的收入,因为没有身份,散工、高强度、不确定,成为她职业的明显特征。

高中每年的学费是一千九百六十元,每个月的生活费需要五百元,为负担这些硬性的开支,妈妈必须外出打工。爸爸对女儿念书的态度非常消极:“跟我呢,我不能保证有钱给你读书,跟你妈,你就等于把你妈妈卖了拿钱读书!”留守小水村的叔叔,也曾旁敲侧击地追问正敏的成绩,总是向她灌输,女孩子念书没什么用,希望她早日放弃高中的学业。在极大的学习压力中,正敏不但无法从父亲这边获得经济上、情感上的支撑,还要花很多心力对付这些负面情绪的干扰。更让正敏烦恼的是,初中没有毕业的哥哥,从她念高中后,得知妈妈在支持她读书,开始明目张胆地找妹妹要钱。

和正敏交往多年,她几乎很少谈及高中学业的紧张和辛苦。结束当天的走访,我和她回到房间休息,正敏突然郑重地和我说:“老师,我拿点东西给你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旧柜子,拖出一个破烂的纸箱,先是拿出上面的奖状及证书,最后从底部掏出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知心”牌圆珠笔,当红红的奖状、证书堆满一地,空管的圆珠笔呈扇形摆放在地面时,就如听到房子是妈妈徒手建成,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电击般的触动。我仔细数了数:获奖证书四十一个,奖状四十九张,圆珠笔接近两百支。

在两代女性之间,妈妈徒手建起的房子,正敏无意识保留的空管圆珠笔,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

从小水小学到广东F学院,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但跨越这三个小时,却要一个母亲隐匿起来从事无数种卑微的职业,需要一个瘦弱的女孩竭尽全力优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父亲与哥哥

正敏爸爸1963年出生,当年全家凑满两千八百元,支持他从大槐农场去买一个越南新娘时,他已经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大龄青年。从年轻时的照片看,爸爸高高瘦瘦,尽管眼神胆怯,长相还算周正。爷爷去世早,爸爸兄弟几人窝在闭塞的小水村,全靠奶奶拉扯长大。除了大伯适龄结婚外,其他兄弟都是单身。和妈妈比起来,爸爸从事的职业要简单很多。结婚后,他人生的目标,不过因循祖辈的路径:从事传统的劳作,守住村庄几间泥巴房,生儿育女,度过一生。妈妈的想法和他不同,从落到村庄的这一刻开始,她的人生目标就是逃离,在生完孩子放弃独自逃跑后,她的人生愿望,变成了通过教育带着孩子们一起逃离。

2005年,妈妈执意前往小镇购买三间瓦房的举动,暗中拉开了全家人离开小水村的序幕。对妈妈而言,这是她的主动选择,对爸爸而言,离开山村去适应小镇,则成为他必须面对的人生挑战。他从来没有想到,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他人到中年后,还得顺应大势,被动融入城镇化大潮裹挟的流动性变迁之中。

在小镇定居的前两年,爸爸的生计,依然是回到村里种植橘树,但收入终究不抵支出,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好多年,爸爸一直没有固定职业,全靠妈妈四处打散工支撑生计。直到因建房导致两人彻底决裂、妈妈远走他乡外出打工后,爸爸才随着小镇工厂的增多,在附近找了一份工作一直干到今天。

正敏理解爸爸的辛劳,但也不否认对他的心结。从上高中到念大学,爸爸没有出过一分钱,让正敏难受的是,妈妈离家后,好几年时间,爸爸始终逼迫她站队,仿佛妈妈的离开,正敏洞悉其中的秘密。他不认为女儿读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高二寒假临近过年时,哥哥经常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回家,喝醉胡闹,严重影响了正敏的学业,以致她不得不去小镇的旅馆躲避,而爸爸始终一言不发,并未制止哥哥的行为。


央视纪录片《姐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更让正敏恼火的是,高三那年,每次月考前,爸爸都会打电话过来,论调和叔叔一样,宣称女孩子不用读书。正敏考上大学后,爸爸毫不掩饰,希望女儿早日毕业,尽快挣钱将家里的房子装修好,帮助哥哥成家立业。爸爸对大学的理解和想象,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他以为女儿只要手握大学文凭,就能解决家里的一切问题。

直到今天,正敏都无法确认爸爸是否爱自己。我在家访时,曾当面问爸爸,是否去广州看望过女儿?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时间”。正敏不知道爸爸最远的足迹曾经去过哪里,在最近的血缘关系中,双方好像从未在同一轨道并行,“从小到大,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举动,而他可能连我的名字是哪几个字都说不清,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学念书”。

正敏的哥哥,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第一天到达正敏家,当天的晚餐,哥哥并未出现,直到晚上快九点,一个身材瘦削、头发吹得高高的年轻人,伴随轰轰的摩托车声音,在街灯的映照下,从进深极长的门廊一直走进饭厅。

对正敏而言,“借钱”是她和哥哥最深的关联。初中辍学后,哥哥一直没有好好干过活,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对于家庭的责任。他行踪不定,要不突然去外面待两个月,要不突然身无分文地回到小镇。在外面打短工时,只要和老板、同事有一点点矛盾,就二话不说收拾衣服回家,连本该领取的工资都懒得理会。回到镇上,能干的活,也无非是偶尔帮小学的同学装装不锈钢门窗,或者帮忙去外面讨点债务,运气好,讨回了债,当天就会去镇上花完。

没有稳定的收入,哥哥认定的开销,却一点都不能含糊,手头紧张时,他会将目光投向正在求学的妹妹。得知妈妈打工的收入主要拿来供正敏念书,从上高中开始,哥哥更是理直气壮地找她要钱,到正敏上大学,哥哥变本加厉。

大一时候,哥哥借车驾驶途中出事,一筹莫展中,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逼迫妹妹拿钱,正敏拿出仅有的生活费,很生气地交涉,“我给你这两千块,我买断跟你的关系,以后别来找我!”可事情没有任何改观,考驾照,找妹妹要钱;想换手机,还是找妹妹要钱。正敏帮爸爸缓解过一次迫不得已的债务危机后,哥哥仿佛看到了妹妹的能量,每次遭到拒绝,便声嘶力竭地怂恿妹妹找别人借,“每到此时,我内心特别害怕,充满了恐惧,总感觉爸爸和哥哥,在拼命将我往下拉”。

正敏曾鼓励哥哥去外面打工,让他坚持做好一件事情。她通过朋友的关系,在宁波帮他联系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哥哥一句话就将她戗回:“去那么远干吗,有便宜捡吗?”我后来才知道,在到达她家的第一天,正敏爽快接受哥哥的邀请去歌厅,是希望我能借此机会,不动声色劝说哥哥去外面打工。

在正敏看来,通过自己的大学老师和哥哥交流,也许效果会好一些。

多年来,面对爸爸情绪上的干扰和哥哥不断借钱的压力,正敏坦言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我以后怎么嫁得出啊?那天晚上,我想到了三点钟,我以后怎么办啊?”在切身感受到家庭持续、细密的压力后,正敏彻底理解了妈妈的选择并庆幸她的逃离。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妈妈尚且有逃离的机会,而自己作为女儿和妹妹,压根没有办法躲避家庭隐匿的暗礁。

逃离生命的暗礁

如果说,妈妈的支持,给了她通过教育走出去的力量和可能,那爸爸和哥哥的牵扯、妈妈“越南婆”身份让她感受到的不公,则构成了正敏成长过程中看不见的暗礁,而她主动逃离生命暗礁的行动,则让我从教育要素的层面,看到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起点出发,一步步往前走的坚定勇气,更看到了正敏充沛的“个体能动性”,对原生家庭魔咒的成功破除。

哥哥将自己的不求上进,归咎于妈妈的离家出走,正敏从小目睹妈妈的努力和挣扎,认定一切事情只能“靠自己”。哥哥怪罪妈妈的离开让他没有心思做事,正敏反问:“我和你同一个妈妈生的,为什么我这样子,你却成了那样子?”

正敏刚上大学时,看到小学的好几个同学,年纪轻轻便生养了几个孩子,她深切感受到了命运轮回的恐惧,忍不住审视自己的家庭:“我爷爷那样子,我爸那样子,我哥又那样子,那我哥的下一代,会不会还是那样子呢?”她不敢想下去,也无法理解哥哥为何对命定的结局毫无感知,意识到哥哥缺乏摆脱现状的认知后,正敏提醒自己:“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想起来,正敏的真正觉醒,源自妈妈越南人的身份,总是无端受到亲戚、邻居甚至陌生人的轻贱。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到陂面镇没多久,隔壁一个老头总是八卦妈妈的事情,甚至当着爸爸的面煽风点火:“这样的老婆要来有什么用?”爸爸没有维护妈妈,一旁的正敏怒火中烧,她冲到老头面前,指着鼻子回击:“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家怎么样,关你什么事?”老头被正敏吓住,从此不敢正眼看她。

对于爸爸的糊涂和懦弱,正敏也不是一味忍让。初中时,哥哥常在学校打架,爸爸的方法不是管教,而是不顾家庭的实际情况,让他放弃寄宿,每天花一个小时用摩托车接送,正敏对此表达了明确的不满。尽管爸爸对哥哥的宠溺从未改变,但在正敏成绩明显领先哥哥的状况下,对于妈妈外出打工供正敏念书的选择,他并不敢有任何怨言。事实上,在重男轻女的氛围中,正敏的功课,始终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爸爸从没管过我,全靠自己悟”。在尝到优异的成绩可以被别人称呼为“越南阿香的女儿”后,正敏觉察到“让妈妈骄傲,是一件幸福的事”,通过学习回报妈妈,成为她滋生力量的根源。

在答应带正敏做课题后,我才知道她进入大学内心所面临的风暴。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乐观大方的姑娘,在熬过中学阶段的种种艰难后,从踏进我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就将对妈妈及其背后更为庞大人群的审视,当作了大学阶段自救的开端。



央视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正敏坦言,进入大学失去高考目标的牵引后,那种因逃离生命暗礁所滋生的力量,好像突然消失,她的人生陷入了新的迷茫状态。说到底,正敏面临的挑战,和我教过的很多女生一样:入学的兴奋期一过,伴随考上大学自信的稀释,现实中洞悉到的种种真相,诸如同学之间的贫富悬殊、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总是很容易将她们推向无力或虚无的境地。

以往的努力,在正敏看来,不过一个无物之阵,就算能够幸运地走出村庄和小镇,能够来到广州,她依然无法掩饰以往过多防御性行为带来的伤痕。过去的日子,终究让她看清了内心的残缺,事实上,多年来,正敏一直处于无边的恐惧中:她害怕妈妈去越南探亲不回来;害怕哥哥在她求学时无休无止地要钱;害怕爸爸高三月考前总是说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害怕一个人在山上的橘树林中无助地拖动柴油机;害怕男朋友知道家里的真相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提出分手;害怕家里的亲戚随时随地对妈妈的蔑视和轻贱;害怕妈妈生病让自己失去世上最珍贵的人;害怕大学同学知道家里的情况伤害脆弱的自尊;害怕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满足不了家人的期待;更害怕日渐衰老的父亲、无所事事的哥哥成为她一辈子的负荷和放不下的牵念。

而今,当正敏迈进大学的校门,她没有想到,当初给妈妈带来骄傲的“上大学”,意味着她需要直面另一重压力。一方面,相比妈妈的处境,正敏时常为自己的好日子感到羞愧,她可以找心仪的老师聊专业,可以随时参加同学策划的周日活动,而远在异乡的妈妈,可能正在偏僻的竹林中,过着“滚石砸脚、蜡烛照明”的原始生活;另一方面,直面现实中同窗之间的家境差异,她真切感受到一种来自资源差距所致的无奈,“他们整天想着玩,也不干正事,好像始终沉醉在爸爸妈妈疼爱的世界里,毕业后通过家人介绍,就能很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我很认真地学习,很认真地实习,很认真地跟各种人打交道,拼死拼活地找工作,毕业之后,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从小到大引以为傲的成绩,大学期间不再是丈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尺,正敏的茫然,看似具体,但又如此虚无。

对正敏来说,她大学期间所处的精神困境,源于一名年轻人独立自主的意识增强后,对个人经验的清理、对生命来路的正视。只不过,落到她身上,聚焦到了如何直面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在中学阶段,因为有大学目标的强烈牵引,年轻人的情绪暗礁,容易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实际上,据我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尽管到了大学,但她们并未化解掉中学时代留下的暗伤,以致大学毕业后,依然背负家庭的窠臼,在沉默中走向社会。而如何找到一个巧妙的契机,剥离掉这种负面的牵扯,让“大学”成为滋养年轻人成长的坚定力量,是我一直琢磨,但并未解决的问题。


山西省柳林县山中小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无论如何,这次意外的邂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正敏通过与家人的重新链接,不但学会抛开个人的情绪,重新理解了爸爸和哥哥,也重新理解了背后的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看到了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每个家庭成员正在遭受的流动性命运。

课题结束后,正敏进一步确信了自己对于文字的热爱,她决定通过考研,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向新闻传播专业。2019年,她调剂成功,顺利入读西南某大学的硕士。妈妈的命运,因为女儿勇敢而真诚的书写得以改变,来到中国三十年后,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越南新娘这个隐匿多年的群体,也因为正敏的书写,被更多人看见。

2022年,正敏硕士毕业,和男朋友落脚南方,和我在同一个城市寻梦。

我想起家访过程中,正敏和我描述的人生梦想:买套两房一厅的小房子,养一个妈妈,养一只猫。我还想起正敏透露给我的,妈妈最大的梦想,是以合法的身份,早日回去探望日渐老去的父亲。

我相信,这些曾经的蓝图,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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