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两年的数据来看，别说给基民赚钱了，绝大多数基金连大盘都没有跑赢。一个不能帮出资人实现价值增长的基金，他们怎么好意思继续收取不菲的管理费？

撰文丨陈白

被骂了很久的基金佣金费率，终于下调了。

证监会日前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证券交易费用管理规定》（下文简称《规定》），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规定》之所以引发巨大的市场关注，主要是其明确了要调降基金股票交易佣金费率、降低基金管理人证券交易佣金分配比例上限等。按照2023年静态数据测算，《规定》实施后，公募基金年度股票交易佣金总额的降幅将达到38%；前两阶段费率改革举措每年累计可为投资者节约成本约200亿元。

其实，基金佣金主要是付给券商，且在基金公司整个大盘子里所占比例不算高，其更大作用主要还是表明了监管层对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态度。

不过，为什么这条新规还是很重要。因为相比管理费，佣金规则变化更多触动了行业的生态。这一调降意味着直接动了从公募基金到券商研究所乃至财富管理、相关金融服务等一整个链条的蛋糕，其中涉及的许多行业都可能因此发生巨变。

曾经往来无白丁、风光一时无两的金融行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高薪的神话一去不返，降本、降薪、优化可能会变成更贴切的主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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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开论坛上，知名股民胡锡进就曾对基金管理费表达不满。他买了几支基金都赔了，跌得很惨，因此他认为基金经理的收入理应跟着下降，基金经理们应该和基民同甘苦、共患难。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在基金档案中标明的申购费、赎回费、管理费等，基金公司支付给券商的佣金一贯不透明，而这笔佣金除了包含证券交易环节所需费用，还包括购买卖方研究报告费用等隐性支出。

因此，这一次《规定》对佣金的调降，也被认为是此前监管层密集发布针对公募基金相应监管政策后的第二波风暴来袭。

市场可谓苦公募基金久矣。

2024年3月30日，公募基金2023年年报披露完毕。据天相投顾的统计数据，2023年公募基金整体亏损4347.74亿元。如果加上2022年整年亏损的1.45万亿元，两年的合计亏损近1.9万亿元。

另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我国权益类基金的收益率中位数是-21.05%，而上证指数下跌了14%，这意味着一多半基金的收益率甚至没有跑赢大盘。到了2023年，上证指数下跌3.7%，深证成指下跌13.54%，可是权益类基金的平均收益率是-13.28%。

也就是说，从数据来看，别说给基民赚钱了，绝大多数基金连大盘都没有跑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认同胡锡进，一个不能帮出资人实现价值增长的基金，他们是怎么好意思继续收取不菲的管理费呢？

同样要基民承担的佣金，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不过，基金之前付给卖方的佣金处于B端，没有被更多人注意到。直到2023年4月基金公司分仓佣金灰幕被揭开后，大家忽然发现，原来基金公司支付给券商的研究费用比市场价高出许多，其中不仅包含了研究服务费，还包含了券商代销基金的费用，聘请外部专家的咨询服务费用，万得、恒生系统、研报平台等软件费用——这些费用，全都计入了基金资产的成本中，由基金持有人来承担。

按照这个逻辑，基金公司基本就只出了个基金经理。无论管理费还是佣金，无论市场是涨是跌，买单的永远是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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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难怪尽管利好频出，但从投资者社区的反馈来看，股民并未改变对公募基金的看法。

大家更多的反应是“免手续费都不买基金”“真实佣金已经五折，或者三折了，降不降没啥用”，也有人说：“韭菜都快没了，让利也没什么用了。”

市场对于公募的态度，从曾经的那些明星基金经理塌房也可见一斑。

2019年至2021年是“明星基金经理”最辉煌的时期，当时，有无数年轻人在网上为基金经理“打call”，金融圈俨然有造星趋势，一时间，流量和交易的红利连续加持，如同烈火烹油。

当时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基金经理有易方达的张坤、景顺长城的刘彦春、中欧的葛兰、诺安的蔡嵩松等人，他们一时拥有堪比顶流明星的关注度。这种高关注度还直接折射到业务上，明星基金经理的产品，往往都成为秒空的爆款。

现在，随着基金亏损加剧，诸多基金经理的神话破灭。不久前，据媒体报道，蔡嵩松等人已于3月27日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受审，案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另据报道，他们还涉及操控市场相关罪名。

这两年来，几乎无人再提基金经理当年的荣光与疯狂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明星基金经理的陨落不过在短短数年间，背后却是市场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巨变。

金融业曾经的造富造星神话，正在逐渐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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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调降，还开始冲击金融圈另一个曾被疯狂追捧、造星的群体——卖方分析团队。

曾几何时，卖方造就了一批明星分析师和首席经济学家。比如现在大家熟悉的任泽平、姜超、管清友、高善文等人，都是当年经历过市场筛选而脱颖而出的“首席们”，其高薪也广为市场传颂。

数十万的月薪，数百万的年薪，是不少首席分析师的标配，这种薪酬水平有时甚至超过了券商高管——想当年，恒大以1500万年薪重金聘请任泽平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尽管市场一片哗然，却足以见得当时市场对于卖方分析师的追捧程度。

如今，从这些“首席们”的动态来看，他们更多的精力已不放在卖方研究。比如，从任泽平就能明显看出，既然已经成名，那么把已有名声更好地变现，才是更重要也更划算的事情。

卖方分析师的好日子，其实早就开始进入尾声。2018年9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发出30家券商退出新财富分析师评选的声明，曾经被追捧的新财富分析师评选就此迎来转折点。

对于券商分析师们来说，角逐名利场，获得新财富评选好名次，跳槽拿高薪，这一切可能就此暂时画上了句号。

如果说新财富评选的淡化对于卖方更多是精神上的冲击，那么，到了今天的佣金调降，真正伤筋动骨式变化才刚刚开始。

一些券商的研究数据显示，在公募基金佣金分仓中，整体市场的公募佣金分配比例在研究和非研究之间呈现4.5: 5.5的比例，而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这一比例可能会进一步倾斜至3.5-4: 6.5-7 [1]。

如今，随着公募基金佣金率下调，必然导致研究收入的进一步减少。研究所的收入持续下降，无法覆盖支出，这会让研究所被迫进行成本控制，采取缩减人力成本将是大概率事件。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本身不景气，社交媒体诞生后很多有价值的分析并不来自卖方研究，加之上市公司本身和投资者的互动还在因社交网络不断加强，卖方研究无论从自身能力还是存在价值来看，重要性都在不断降低。

如今，《规定》强制要求佣金降低，很有可能就成为压垮这一曾经热门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感慨的是，曾经让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金融业，也正逐渐回归它本应灌溉、支持的实体经济的合理水平。

这种调整对完善市场规则有巨大好处。那些年，我们所熟悉的金融圈造星造富神话，算是又破灭了一个。

[1] 研究即研究服务费用，这部分佣金用于支付证券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投资咨询、市场分析等研究服务的费用，通常旨在帮助基金管理人做出更为明智的投资决策；非研究即非研究服务费用，这部分佣金则用于支付除了研究服务之外的其他服务费用，如交易执行、清算结算、交易平台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