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08年6月22日，清政府陆军部委派15名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二期学生前往法国留学深造。这一行人由驻德参赞冯祥光率领，从哈尔滨出发，经俄国西伯利亚前往德国首都柏林。7月7日，这15名学生安然抵达柏林，再由前来迎接他们的驻法使馆留学生监督唐在复带往巴黎。两周后的7月25日，他们最终来到法国西部城市拉弗莱什，入读一所军事类预科学校——法国陆军子弟学校。

短短一个月，这15名中国留学生就完成了从启程到在法注册入学的一系列手续，各方效率不可谓不高，颇令今人艳羡。

与日本、德国一样，法国也是晚清学生留洋的热门候选地之一。驻法公使刘式训就曾向江苏巡抚陆元鼎介绍留法的好处：“法国专门校学费，岁不逾千佛郎，房饭零用约需三千，普通及预备科房膳学共不逾三千，暑假月在外另咨表。”同类学校的学费，法国比英国要便宜近一倍多，再加上生活费，两者数目相距颇为可观。且20世纪初，正值法国政府大举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之际，各种综合性大学、专科院校、工程师乃至军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还配备了较多的学制和学位种类可供选择。

刘式训/资料图

低廉的费用，多样的学科，快捷的时间，法兰西堪称是培养人才的经济之选。于是各省大员均有以官费送生员入法求学，学的还多是路矿、海防、化工这类“实学”，他们甚至还愿意赞助自费留学生转官费，负担留学生的实习开支等，只为其能“学成后回国效命”。

1907年6月，巴黎市面上出现了《新世纪报》和《自由杂志》这两种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中文刊物，在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学生“寄稿暗助”。清政府本就担忧留学生易受外部的新思想的影响，于是马上要求驻法使馆“严敕停办，并查系何省官私费学生……即请撤回”，奈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把出版自由写入宪法的，法国官方坚称“该报未犯报律，无从禁阻”。所以即便之后查明了《新世纪报》的主笔是之前“苏报案”相关人物吴稚晖，也因“既无证据，莫由追究”。

虽然法国政府可能并不太在乎留学生对本国政治的非议，但一定会警惕留学生以这种“反抗精神”指向自身，进而形成潜在的政治威胁。在清末，一场中国学生的“窃图案”就曾给中法外交带来不小的风波。1909年3月，在法国校历春假期间，就读于法国海军士官学校的湖北籍学生向国华、石瑛两人，偷走学校的保密图纸，从学校所在的法国西部海港城市布雷斯特逃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当地的照相馆对资料进行翻拍。后向国华回法被学校派人抓获，石瑛在逃。

一时间，法国报界各种阴谋论调甚嚣尘上，有的报纸将“保密图纸”夸大为涉嫌军事机密的文件，且一口咬定必有法方军职人员涉及，竭力将这件事渲染成所谓的“中国留学生间谍事件”；有的报纸评论认为法国政府不该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招收外国军事留学生进入军校：“我们转变思想，对他们比自己的同胞还好，我们舰队档案室也向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但后经查明，所谓的“保密资料”不过是中国学生无法研修的课程课本，根本“无关国防”，自然也没有什么被收买的法国军官充作“中间人”。向、石两人出于对校方针对留学生的“技术管制”的不忿，才出了“窃图”这一下策。海军学校发现两人窃图出逃后，坚决表示要严惩嫌犯。但在中国官方的努力下，两人很快就洗清了“间谍”嫌疑，当然这很大程度在于向、石两人均为鄂省官费生。

自两人在逃的消息一经公开，当时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就立刻发电报恳请驻法公使刘式训“公就近与法廷长官相熟，祈设法保全为盼”，于是刘使尽浑身解数，通过法国外交部竭力周全，使得这宗所谓的“间谍案”最后以两人“退学出境”结案，并深念其“志在求学，情有可原”，另安排向、石两人进入英国学校继续学业。

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国迎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过渡时期。军阀的混战加剧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新的北洋政府无力向青年学生提供大规模的，类似过去那种资金充裕、体系完备的官费留学制度。于是，曾经的留法官费生李石曾开始提倡“俭学”，1912年4月，他与吴稚晖等人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该学会在其宗旨中，既肯定了前往西方留学对一个新生国家的重要性——“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又点明其困难所在——“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并提出解决办法——“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至于为什么选择法国，不得不提到李师曾也与前文提及的《新世纪》报这段公案渊源颇深，与吴稚晖一样，他也是该报的创始人之一。法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让两人都深以为其是“民智民气先进之国”，故“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

留法俭学会还得到了时任北洋教育部长蔡元培的支持，他授意教育部拨出房屋供学会在北京开办预科学校，校址就设在安定门附近的方家胡同。学生只要缴纳少量的注册费用就可以就读，他们在预科学校内进行为期6个月的法语和文化背景培训，然后经俭学会安排，前往法国蒙塔日、巴黎和枫丹白露的初高级中就读。

留法俭学会提倡的留学与以往的留学有很大不同。首先，这些预备留法的学生并没有在国内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且大部分人出身并不富裕；其次，这些学生留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换言之，他们留学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通过自身劳动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逐渐接受法国共和主义的进步思想和价值体系”。

从1912到1914年，约有120人通过俭学会前往巴黎，“较十年公费之数，有过之无不及，此其成绩显然易见者也。”然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俭学会十分警惕，面对后者日益壮大的影响力，直接下令教育部收回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校舍。虽然后来学校曾一度搬至宣武门的皮库营四川会馆，但仍遭政府多次巡查，最后学校只能关闭，留法俭学会全体解散。

留法俭学会

1916年，法国政府因一战吃紧，国内劳动力空虚，故有意在华招募劳工。李石曾和蔡元培认为这是实现学生勤工俭学留法的大好时机，在同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7年，中国国内的局势也稍有放松，留法俭学会得以重组，北京的留法预备学校也再度开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间，共有1400名四川、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和湖北地区的学生通过俭学会踏上了留法之路，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徐特立等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批学生的平均年纪在16至25岁之间。据统计，其中大部分人，约有498名被安排到工厂——主要是位于法国东部城市的钢铁厂和军工厂，579名被安排到学校里——大部分去的中学，集中在巴黎近郊、蒙塔日市、默伦和枫丹白露地区；剩余的一百名则在高中和专科学校就读。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开设豆腐工厂

这场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除了大家都将其视为一个可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水平的机会，还在于学生们认为去法国意味着会成为拥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识界先锋。不要忘记就在1919年，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国青年们摈弃了旧的孔孟之道，正热烈地期待着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到来。于是，这些半工半读的留法学生的突出特征就是带着坚定的改变祖国命运的信念，以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

但他们远大的理想在一战后法国的残酷现实面前受到了挫折：工厂大量倒闭，工资普遍微薄，失业人口剧增。不少留法学生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而相关部门的补助极其有限，时有时无。因此，学生们于1921年2月28日发起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二八运动”，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促使驻法公使陈箓答应拨款，向勤工俭学学生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

由于中国学生无法在法国工厂里继续工作，今“半工半读”中的“半工”已经不存，作为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李石曾认为有责任要把另一半“半读”继续下去，因此他萌生了要在法国建立一所中国大学的想法。经过多轮协商后，中法大学协会于1921年夏正式宣布成立，负责管理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学的运作。

中法大学由中方负责筹集部分资金，法方负责建造学校的楼房，为学生提供食宿，以及提供专业的教育。时任里昂市长的爱德华·赫里欧还协调法国国防部，让其同意拨出里昂附近的一处要塞——圣伊雷内堡及其附属领地作为中法学校的校址。但随即公布的章程中却明文规定学校只接受在中国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虽然李师曾、陈箓等人希望在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都能到里昂读书，但法方态度强硬地表示拒绝。法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人，他们已经在法国各地进行集会、结社、罢工，发起请愿活动，担忧如果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势将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因此，在章程中点明中法大学的学生须在中国招收，意图将这些在法留学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学校的校方和学生为主的矛盾不断激化，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俭学学生联名上书蔡元培和陈箓，希望就入学问题给出官方答复，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8月20日，驻法公使馆发出布告，宣布取消勤工俭学学生的最低补助，推翻了“二八运动”的斗争成果。9月5日，学生们在勒克鲁佐军工厂工作的中国工人们发表演说，控诉中国校方违背了勤工俭学运动的初衷，表面上标榜是平民教育，事实上却是贵族教育的卫道者。

里昂中法大学校门 图自里昂图书馆网站

面对经济封锁，又听说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即将带领第一批从中国选拔出来的学生到达里昂，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于是决定行动起来。由中国驻法使馆资助路费，勤工俭学学生组成百余人的代表团从各地于9月21日到达里昂，并要求住在圣依雷内堡里，等待校长的到来。中法学校的法方校长莫里斯·古恒以防止动乱为名，要求学生交出护照交给警察局，学生抗争不成只好照办，最后得以进入学校。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中法两方的大学领导层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谊态度暧昧，对学生的要求不置可否；随后赶到的吴稚晖则坚决拒收这些学生；法方代表古恒认为这些学生进入学校的方式逾越了法律界限，坚决要求警察进行干预。

22日下午，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名警察，将前一天住在中法大学校内的学生悉数“押送”到附近的蒙吕克炮台的兵营中进行“监管”。驻守巴黎的部分学生听闻这一消息，立刻要陈箓同法国政府交涉，释放学生。陈箓派出副领事李骏以使馆名义前往里昂处理这一事件。在李俊的调解下，吴稚晖会见了部分学生代表，最终决定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工俭学学生缓和事态，但这与学生提出“应收尽收”的要求差距太远。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0日，被囚于兵营的学生为纪念辛亥革命，还举行了绝食抗议，希冀能使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动，促成入学。但是被驱逐的命运还是降临到了被关在蒙吕克兵营的104名勤工俭学学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们被警察送到里昂的布尔图火车站，然后在马赛登上了保罗·勒卡号离开法国。

纵观整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仿佛一场三方的“车轮战”——法国政府vs中国官方，中国官方vs中国学生，中国学生vs法国政府。似乎没有一方是绝对的赢家：法国政府没有得到一群资金有保障、且日后能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亲法”作用的留学生群体；中国官方主导的运动最终成果——中法大学也失去了其初衷意义；绝大多数留法学生在朝不保夕中度过了三年，最后却无功而返。

不过，这场运动也许没有结出甜蜜的果实，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在这批留法学生中，陈毅、李立三、蔡和森被遣送回国，继续在国内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赵世炎等人则继续留在了法国，于1922年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赤光》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继续在欧洲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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